文献纪录片中历史记忆的创造性建构
——以《重庆谈判》为例
文献纪录片是以表现某一社会历史事件始末或某一特定人物生平为内容，以照片、日记、传记等文献资料及具有史料性的影片为素材，重新拍摄、剪辑、汇编而成的纪录片。文献纪录片是我国国产纪录片的一个重要类型，具有鲜明的政治传播功能和社会记忆功能。近年来，主流媒体创作团队制作推出了《旗帜》《重庆谈判》《上甘岭》《朝鲜停战谈判》等一批佳作，掀起重大题材文献纪录片的传播热潮。其中，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社教节目中心、重庆广播电视集团联合制作的六集大型文献纪录片《重庆谈判》，首次以文献纪录片的形式全面揭秘了这场谈判背后的故事，填补了重庆谈判题材在电视纪录片创作领域的空白，为如何运用当代视角构建记忆、还原历史，提供了宝贵启示。
一、文献纪录片的历史重述与记忆建构
影像与记忆之间有一种天然的互文性关联。影像正逐渐改变人类集体记忆存留的方式。进入媒介化社会，随着视听媒介大众化普及程度的加深，影像媒介已成为保存社会记忆的重要载体。文献纪录片是一种具有社会记忆功能的记忆媒介，它注重用文献激活历史，用影像的方式创建记忆档案，是书写国家历史的重要载体。
记忆具有历史和空间两个维度。从历史维度看，集体记忆本身就是一种历史叙事。从空间维度看，回忆的重现依赖于物质性场所。作为文献纪录片的经典之作，《重庆谈判》以时间为经线，以实体场所空间为纬线，从历史与空间两个维度，立体勾勒还原出了重庆谈判这一历史事件的“记忆之场”。在时间维度上，《重庆谈判》注重挖掘真实史料，用宏大历史叙事与微观历史深描相结合的方法，以“详实档案+口述历史”的方式精准重现历史事件。在空间维度上，该片注重勾勒历史事件活动的旧址、建筑遗迹，突出地理空间标识在历史叙事中的构建功能。
（一）宏观的国家叙事：权威史料的挖掘与呈现
《重庆谈判》强化文献原真性，用文献激活历史，在对谈判历史的解读上具有两个特点，一是重视文献，二是注重文献阐释的权威性。“求真”是历史叙事的基底。从历史氛围到历史书写，再到历史意识的传递，《重庆谈判》都强调“历史的原真性”。
重庆谈判是波澜壮阔党史上的一个历史横截面。从1945年8月29日至10月10日，谈判共历经43天。作为导演，首要任务就是根据史料做取舍，从繁杂的史料中抽丝剥茧找到核心叙事主线。导演决定围绕谈判这一核心事件，架构主体叙事。主创团队秉持“让历史说话，用史实发言”的原则，对史料展开详实深入的挖掘，大量运用新闻影像、照片、电报、书信、档案等真实档案资料，引领观众重返谈判现场，沉浸式地感受历史细节。全片充分运用历史档案、影像、声音和实物，与解说互为补充，精准地重述历史事件，构建起基于客观真实原则的叙事框架。
在摄制过程中，摄制组从中央档案馆拍到部分珍贵的原始文献，还从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馆、重庆红岩革命历史博物馆、延安革命纪念馆、重庆图书馆、国家图书馆、中国电影资料馆、美国国家档案馆、美国国会图书馆等档案机构收集到许多与重庆谈判相关文献资料。尤为宝贵的是，节目组从档案机构梳理挖掘出了“双十协定”原件、中共代表团在重庆发往延安的密电、1945年8月28日毛泽东抵达重庆九龙坡机场历史影像的初剪样片，将这些珍贵的文献资料呈现在片中，构建出强烈的“历史现场感”。 ▲1945年10月10日国共双方签署的《政府与中共代表会谈纪要》，即双十协定。
此外，《重庆谈判》亦十分注重史料阐释的学术性与权威性。在专家的选择上，该片采访了国内党史文献研究的十多位顶尖专家，对相关文献进行权威解读，展现了当今学界对重庆谈判研究的最新成果，摄制组还采访了中国台湾地区的历史作家以及俄罗斯、美国的学者，赋予该片广阔的国际视野。这些权威严谨的文献与访谈从多角度构建起《重庆谈判》的大历史观，赋予其深沉的历史意识和思想深度，使该片得以站在一个更高的历史站位上，深入探讨重庆谈判的深远意义，以及国共两党间的政治博弈与中国抗日战争、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之间的内在逻辑与历史规律。
（二）微观的历史深描：口述史方法的运用
口述历史是公共史学的一种研究方法，主要是指运用口述访谈的方法获取口述史料，具有抢救活史料的性质，在时间上主要涉及中国近现代以来的历史。口述历史打破了精英叙事的局限，将普通民众视为社会记忆建构的重要主体，注重从个体生命经验的视角描述历史，赋予历史人性的光辉。在公共史学视野下，通过口述的方法，普通公众与精英政要共享对于历史的解释权。
历史是人与人之间的对话，是现在与过去、访谈者与受访者之间的情感沟通。文献纪录片是观众与受访者（尤其是作为历史见证者、亲历者的普通人）之间的对话。因此，在客观历史事件的还原与再现过程中，情感表达的作用不可忽视。与其他方式中的隐性情感表达不同，口述历史有着显著的“将历史情感化”的功能。情感的生成与表达是口述史方法的重要特色。当影像将受访者个性化、私人化的回忆以口述访谈的形式呈现出来的时候，观众可以感受得到受访者激动的眼神与强烈的情感，从而产生深深的共鸣。从某种意义上说，亲历者的口述是用一种影像方式记录的“活态文献”，他们的集体记忆构成了历史的一部分，具有鲜活的文献价值，因此，口述历史为文献纪录片的历史叙事带来权威性和感染力。
在《重庆谈判》的创作过程中，闫东导演团队亦十分重视口述史的运用。重庆谈判距今已经过去了近80年，跨越如此长的时间跨度重现历史，难度很大。虽然历史无法复制，但是可以通过亲历者、见证者的口述访谈进行还原。为此，主创团队确定下以亲历者、见证者口述访谈讲述历史的思路，加强口述比重，凸显文献价值。随即，主创团队以“抢救式拍摄”的速度，采访了时为《新华日报》报童的刘正云（98岁）、当年延安机场送行群众向延生、时为重庆豫丰纱厂女工的邓淑姬（104岁）、时为重庆主城学生的赖静娴（91岁）、时为重庆主城居民的胡治英（100岁）等十多位百岁老人，收集了珍贵的口述记忆。通过检视那些时常被官方历史档案所忽略的普通人的记忆和生命经验，这些鲜活生动的口述访谈为历史记录增加了新的材料，也提供了新的解释。
（三）地理空间对历史的还原与再现
从空间与记忆建构的关系来看，记忆根植于视觉形象与场景空间。历史还原需要具体的形象再现，而回忆形象需要特定的空间使其被物质化。历史建筑是一种承载历史记忆的物化媒介，由不同历史建筑构建起的物化空间，是一种物质化的历史时代。因此，考察历史真相，需要回到历史现场。在历史叙事的表述过程中，存在着时空对应的地理位置，历史事件发生的建筑、地点都是构成历史记忆的空间载体。
以往的文献纪录片在历史空间的建构与视觉呈现上，大多依靠影视剧资料，《重庆谈判》则突破了这一局限，注重从空间维度还原真实的历史场景，首次对重庆谈判关联旧址群进行了系统、全面的4K影像拍摄。在拍摄过程中，主创团队尽可能地找到真实历史发生的场所空间，利用建筑、遗迹的实拍镜头，连接起这些地点，描绘出谈判期间毛泽东在重庆期间的活动地图，以及各个馆址之间的地理方位与位置关系。摄制组拍摄到了毛泽东谈判期间的居住地歌乐山林园、德安里101号、德安里103号、特园、桂园、红岩村八路军办事处等一系列重庆谈判旧址，以及延安中央军委三局旧址、延安王家坪八路军总部旧址、山西太原督军府旧址等旧址等等，这些建筑场所均构成了本片历史叙事的“记忆之场”。
二、影像书写的真实美学与历史空间建构
不同于文字媒介，文献纪录片是运用故事化、视听化的方式重述历史，因此，影像语言的视听呈现对文献纪录片来说尤为重要。为了不破坏历史叙事的本真性和精准性，导演在影像风格上，确定下“采用真实文献影像、精准重述历史”的原则——以一种忠于史实本身的“真实美学”思想为指导，尽可能地运用简洁朴素的镜头语言，重现历史场景。即在本体叙事上尽量采用文献资料、建筑旧址等真实元素，同时结合口述史方法，最大限度地还原真实历史。为此，全片全部采用文献档案资料和实地拍摄的空镜头，没有采用动画特效镜头或者戏剧搬演的情景再现镜头。
（一）独特的镜头语言：“工笔”与“写意”的交融
工笔和写意是中国画的两种不同的表现形式。如果以这两种表现形式比喻《重庆谈判》的影像风格，可以说是“以工笔为主，以写意为辅”。全片的镜头呈现形式大致可分为两类，一类镜头是展示书信、电报、文献等史料内容的实拍镜头。摄制组以严谨、细致的拍摄方法展现出了这些丰富翔实的史料文献，这些镜头犹如中国画中的“工笔画”，注重写实，拍摄工整。另一类镜头则是抒发人物感情、传达叙事情绪的写意镜头。摄制组拍摄时，对这类写意镜头进行了别出心裁的设计，在构图、打光、景别等细节上凸显影像的“意境”与美感。这类镜头如同中国画中的“写意画”，以形写神，精妙优雅地传递出片中人物丰富细腻的情感、情绪，给观众留下了无限的遐想空间。正是“工笔”与“写意”两种技法的巧妙结合，共同构成了全片极富东方美学意蕴的影像风格。
传统的文献纪录片由于受中央新影厂、中国电影资料馆等素材的限制，在镜头景别上多采用远景、大全景、全景。《重庆谈判》在影像语言上则注重凸显细节，大量运用了全景与特写跳接的两级镜头，不少场景还频繁使用了小景别与特写镜头，营造出强烈的现场感和视觉冲击力，从而拉近了与观众之间的心理距离。整体看来，《重庆谈判》的镜头语言呈现出电影化的影像美学特征和东方美学特征。例如，为突出两党政治斗争的复杂性与紧张性，全片大量使用了闪电、雷雨、乌云、水滴、树叶微动这类象征性镜头，配合着疾风骤雨般的音乐和镜头混剪的手法，营造出扣人心弦、惊心动魄的紧张氛围。而在讲到一些历史关键性转折的时候，片子经常会使用旭日东升、夕阳西下、滔滔江水等一类的抒情性空镜，这些意境优美的镜头在讲述故事的过程中，也反映出不同的历史情境与人物情绪，配合着解说词中对国家前途命运的深沉思考，彰显出主创人员匠心独运的艺术构思与思想深度。又如，在拍摄八路军办事处时，为表现当年这座三层小楼曾面临国民党特务监视，导演闫东对摄像提出要求，一定要在对面高山上的位置拍摄，“要拍出山谷里的感觉”，从而营造出“被监视”的情境氛围。
（二）影像语言的历史空间建构：“历史”与“当下”的转换
文献纪录片在用影像语言讲述故事的过程中，面临着如何在“历史”与“现实”之间进行时间空间转换的问题。《重庆谈判》在处理影像的时空问题上，巧妙利用镜头语言剪接手法，对“历史”与“当下”两个不同的时空进行了极为自然的转场。在第四集《坚守底线》中，解说词讲到毛泽东在重庆谈判期间开展统战工作时，为表现时间从当下回到1945年，导演使用了一条路作为记忆的载体，毛泽东当年正是沿着这条路去往重庆各处的。此处的镜头先使用了一个动画特效地图，标出毛泽东活动的地理路线，然后在讲到“这一条路，勾连着历史与现实”的时候，自然地切入一个当下的轻轨实拍镜头。随着解说词说到“1945年的秋天，毛泽东每天正是沿着这条路，去往重庆各处，开展了广泛的统战工作”，镜头又切换到一个轻轨驾驶室内的主观镜头，之后再叠化到一个四十年代轿车内的主观镜头，最后，切换到一辆复古轿车缓慢行驶的近景镜头。正是通过这一组别出心裁的镜头剪辑，片子自然又巧妙地完成了“现实”与“历史”之间的时空转换，并营造出强烈的现场感，唤起观众情感共鸣。正是这些意蕴丰富的写实镜头、写意镜头，与扎实的口述、详实的史料一起，为片子营造出了浓厚的历史氛围。
总之，《重庆谈判》充分发挥纪实拍摄的特长，结合精心设计的写意镜头，形成了简洁、朴素、含蓄、优美的镜头语言风格，建构出独特的历史叙事空间。在剪辑上，凸显历史事件的戏剧性、冲突性，营造出极具悬念和张力的历史氛围，巧妙实现了对历史事件记忆场域的创造性重构。
三、历史的凝视：文献纪录片的叙事创新
（一）叙事结构：多线叙事与大历史观
重庆谈判是波澜壮阔的百年党史上的一个关键事件，主创团队从这个关键事件切入，以小切口折射大主题，以小故事构建大历史，用珍贵史料与实地拍摄结合的方式，生动刻画出两党斗争的复杂性。重庆谈判是当时抗日战争结束后中国政治生活的头等大事，对于未来中国的政治格局和历史走向具有转折性意义。抗战胜利的曙光带来了和平的希望，同时也投下了内战的阴影，但共产党人始终把人民的利益作为自己的出发点和落脚点，赢得了广大民众的拥戴。重庆谈判带给人们的一个重要历史启示是：底线思维至关重要。主创团队也正是从“底线思维”切入，来结构整个重庆谈判事件的，并将抗日战争、国共两党斗争、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国国内社会民生状况这四条线索紧密交织在一起，层层递进，彰显出导演广阔的历史视野和深沉的历史自觉。
全片叙事结构布局严整、层次分明，主体结构按线性时序推进，以43天的谈判作为叙事主要轴线，但在需要交代复杂背景和信息时，又别生“枝蔓”，在线性叙事的基础上形成专题，多层次展现谈判所处的一系列历史背景和国内外复杂局势，通过严整的叙事布局、层次分明的多线叙事，让大党智慧清晰呈现。在整体线性叙事的基础上，电视片还近观每一个阶段的“历史剖面”，多角度解构谈判始末。如第三集《边谈边打》一方面讲述了共产党以诚意促和谈，在军队问题上适当让步，另一方面讲述了国民党在谈判桌上消磨时间、抢夺抗战胜利果实、对人民军队发起进攻的史实，将蒋介石图谋剿灭解放区、假装和谈的阴谋展现得淋漓尽致，更加深刻地呈现了在两种前途、两种命运的抉择面前，中国共产党争取和平民主的政治智慧和战略远见。
（二）叙事手法：故事化叙事与细节塑造
在叙事策略上，《重庆谈判》打破了传统文献纪录片千人一面、刻板平淡的局限，运用戏剧性叙事的策略整合史实素材、讲述故事。全片颉取了谈判事件中最富有戏剧性、冲突性的关键节点，放大细节，着重描绘。比如第二集讲蒋介石请毛泽东入住林园，贴身警卫龙飞虎和陈龙随同入住，导演用对龙飞虎之女龙铮的采访，讲述了两位贴身警卫那一夜坐在外面的沙发上，驳壳枪的卡壳开着，紧张得一夜未眠的生动细节。这一极富戏剧冲突张力的讲述，配合着林园2号楼的实拍空镜和悬疑的音乐，共同营造出扣人心弦的紧张氛围。《重庆谈判》还十分注重捕捉细节，从细处着墨勾勒，塑造人物，用鲜活生动的细节刻画“有血有肉”“可感可触”的伟人形象。比如第一集描绘了这样一个细节，毛泽东即将奔赴重庆，临行前，周恩来看到毛泽东身穿灰色中山装，头上戴着的苏联礼帽不够协调，就把自己的盔式太阳帽送给了毛泽东。毛泽东戴着盔式这顶太阳帽，登上了飞机。他登上飞机舱门后，摘下帽子向送行的群众挥手致敬。摄影师徐肖冰迅速按下快门，拍摄下照片《挥手之间》。正是对这一细节的捕捉，生动展现了毛泽东舍身求义、视死如生的革命气概和胆略。
此外，《重庆谈判》在基于文献档案资料的真实性基础上，还努力打破文献片严肃枯燥的刻板印象，从当代视角出发，积极链接当下时空，创新叙事结构，增强历史叙事的“代入感”。如《边谈边打》中讲到蒋介石一边向中共华南抗日武装发动进攻，一边故意营造“和谈”气氛，邀请毛泽东出席联欢会观看“厉家班”演出时，主创团队穿插运用了一个真实拍摄的京剧演出场景，从而再现出当时的历史情境，引领观众由京剧人物的表演联想到国共两党之间激烈的政治博弈，同时还融入了评书、上党梆子等地方戏曲形式，多角度提升了视觉观赏性。
总之，《重庆谈判》打破了传统文献纪录片“解说加画面”的简单模式，以及惯用的影视剧资料二次剪辑、情节再现等局限，在历史叙事中注重凸显故事性、戏剧性，以细节塑造人物，以人物讲述历史故事，从而将枯燥单一的历史文本转变成一部有血有肉、生动鲜活的历史活剧。在戏剧冲突推进的过程中，该片亦深刻地揭示出共产党始终将人民利益摆在首位、最终取得胜利的深层历史规律，塑造出共产党人不贵个人安危、舍身求义的高尚品格和革命精神，彰显出极为深刻的思想立意与价值立场。
四、结语
综上所述，纵观近年来的文献纪录片，《重庆谈判》以其鲜明的文献原真性、朴素本真的影像风格、独特的真实美学、深刻的思想价值独树一帜，成为文献纪录片史上的一座里程碑，推动着文献纪录片的类型化创作走向一个新的高峰。《重庆谈判》在历史记忆建构、影像语言表达、历史叙事策略等方面深入创新，努力探寻跨越古今的情感连接点，从而让历史的本真重现更加富有代入感和启迪性，为如何以当下视角追寻文献价值，实现对历史记忆的创造性重构，提供了宝贵借鉴。《重庆谈判》犹如一面历史之镜，用富有艺术美感的镜头和饱含文学性、思想性的解说词，注释历史风骨，绘就出一部微言大义的视觉史诗，深刻揭示出了我们党取得胜利、解放全中国的历史经验，在一个个永恒的历史瞬间中鲜活生动地展现出共产党人崇高的革命精神。
作者孙蕾蕾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社教节目中心主任编辑、导演，河北大学新闻传播学院硕士生导师、河北省城市传播研究院研究员，中国民族学学会影视人类学分会理事；杨诗仪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社教节目中心编辑、导演。
（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晋察冀边区中国共产党媒体的社会动员研究”〈项目编号：22BXW013〉阶段性研究成果，注释略，原文刊发于《中国广播电视学刊》2024年第5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