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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的老字号涵盖衣食住行，与人们的日常生活息息相关，充满了烟火气与京味儿风情。但是，流传至今唯有一家老字号，承袭北京数百年的书业发展史，见证了清代以来传统学术与文化的发展流传，留下了无数学术大家、文化名流的雅事逸闻，而且从繁华的琉璃厂、王府井、隆福寺、西单到海淀都有它的店铺——这家老字号就是中国书店。本文讲述的是中国书店鲜为人知的历史故事。
位于北京东四南大街的中国书店旧景
1952年，为了广泛收集与保护民间的古书，加强古籍的整理研究，我国成立了第一家国营的古旧书店——中国书店，并随之开始了对古旧书和历史文献的抢救性发掘保护。到了1958年，北京有111家私营古旧书店通过公私合营的方式进入中国书店。这不仅是一次北京书业的整合融汇，更代表着明清以来北京最具代表性的书店和其背后的文化传承与故事都汇聚在中国书店之下。来薰阁、邃雅斋、松筠阁、文奎堂、肄雅堂……这些传统书店经营传承的人文理念、一代代传承人的个人风采、与顶级学者之间的交往佳话，以及举世无双的古籍修复技艺也都因此得以保留并延续下来。
近70年来，中国书店已收购古旧书刊6000余万部（册），其中善本古籍达5000余部。由于中国书店汇聚了北京111家古旧书店各方面特别是古籍修复方面的专业人才，经过四代传承，中国书店已成为我国古籍修复领域的代表性单位，承担了一次次重大的古籍修复任务。此外，中国书店还保存有当年各家私营书店收集的五六万块古书雕版，今天这些雕版还在刊刻古籍、传承文明。而追溯其前世今生的传奇故事，则要从北京书业发展的历程说起。
北京书业：始于五代，兴于民国
据文献记载，北京书业发展的资料最早见于五代时期，辽金元明逐渐发展壮大，到清代更是空前繁盛，形成以琉璃厂为代表的书店聚集区。清初，由于北京实行“旗民分城而居”的政策，大批内城居民外迁，其中汉族官僚都集中居住在宣武门外广大区域，加之南城会馆林立，大批仕子学人、外省官员客居于此，自然形成了以琉璃厂为中心的文化商业街区。到了清末，北京的商业格局和书业发展才开始发生变化。一方面北京内城的管理逐渐放宽，使得内城中开始有商业经营出现；另一方面旗人的生活大不如前，有些旗人作为股东雇人开办买卖，还有一些旗人家道衰落，开始以变卖家产为生，而其中最先被抛售的就是书籍，因此旗人居住密集的隆福寺地区逐渐也出现了繁荣的商业和知名的古旧书店。此外，晚清时期各个领域都效法西方，因此就在王府井一带建立了新式的东安市场，又因毗邻东交民巷使馆区，东安市场中出现了以售卖外文图书和新式印刷技术刊印图书的书店。于是到了清末民初，就出现了以琉璃厂、新兴的隆福寺为代表的传统古旧书肆聚集区和以王府井东安市场和西单等为代表的新式书籍、外文图书售卖聚集区。
位于北京琉璃厂的中国书店
到了民国时期，由于北京（北平）高校林立、遍布城内城外，也就吸引了当时全国最著名的学者来到这里教学与生活。而无论各个学术领域的学者专家都需要与书为伴，“与古为徒”，所以当时北京（北平）的书店书肆最为兴盛。
钱穆购书：“诚亦人生一乐事”
1930—1937年，钱穆先生在北平几家著名大学授课的8年时间里，就频繁光顾琉璃厂、隆福寺的各家书肆，并在他的《师友杂忆》中记录了当年北平书业的兴盛与特色，称“北平如一书海，游其中，诚亦人生一乐事”。那时，钱穆先生若想寻购某种书籍，就给琉璃厂和隆福寺各一家书肆通电话，若这家书肆中没有该书，店员也会在周边书肆中代为寻找。此外，每到周日，北平都会有十余家书肆派人给钱穆先生送书。当时他书斋中有一大长桌，书肆把每种书的第一二册送来，置于长桌上供他挑选，如果有选中的，下周日书商就把全书带来。但是，钱穆先生选书也有标准，宋元本的高价书绝对不要。他偶尔也有“捡漏”的机会，比如嘉庆刻本的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就是在书商不知其价值的情况下廉价购得的。
当时书肆书商虽然与众多学者教授交厚，且个人文化水平较高，但终归是商人，在与大家名人的买卖中也不乏斗智斗勇、一番角逐的精彩故事。钱穆先生早年曾收购了半部《三朝北盟汇编》抄本， 1937年春天，他在琉璃厂的小书铺闲逛，偶然发现了另外半部《三朝北盟汇编》。大喜之下，他仔细翻看该书并询问售价，精明的书店老板早已注意到钱穆先生的表情与举止，于是一场博弈也就此开始了。书商首先发问：这是半部抄本并非全本，先生知道么？钱穆先生猜测到老板可能知晓他藏有半部，便找理由说，这部书虽然是残本，但是纸张字样墨迹书品都是上佳，所以买回去放在案头观赏也是不错的。老板见此便说，这书只是放在这，没打算出售。钱穆先生马上反问：既然不卖，为什么要陈列在书架上？这下让书商也无话可说，但是他认定钱穆先生藏有另外半部，为了拉高价格，就坚决地说：此书不售，先生也不用跟我来商议书价了。钱穆先生见购买无望只得记住书店名号，回家后就请一熟识的书商帮其购买。几日后书商告诉钱穆先生，那家店铺的老板与他认识，先生若现在收购，对方必然会开出天价，建议过一段时间待店铺老板淡忘此事后，他定然会为先生购得这部残本。可不久后随着日军全面侵华迫近、华北的战争气氛日渐浓厚，钱穆先生也就无心再去购置那半部《三朝北盟汇编》了。钱穆先生曾回忆，他在北大授课时，总有四五个学生打扮的日本人来旁听，课后交谈知道这些人已经游历中国数年，事后才得知这些日本学生都是日本侵华的“先遣分子”。这些日本人还经常去琉璃厂、隆福寺向书商打听北平知名教授的购书情况，由此熟知他们的治学与喜好。钱穆先生不由得感慨到“其处心积虑之深细无不至，可惊，亦可叹”。
孙殿起、郭纪森、雷梦水：既是书商，又是“书友”
正是在与学者名家的交往交易中，书店的老板和店员为了更好地推销书籍，往往深入学习探究古籍版本与传统学术，逐渐出现了一批由书店店员成长起来的深具学养且与学者名流交往频繁的传奇名家。如孙殿起便是从书店的伙计一点点学习积累而成长为书店老板的，著名学者伦明很赏识他，便资助他开办了通学斋书店。孙殿起将数十年的贩书生涯中过目经手的书籍都一一详细记录下来，最终编纂成《贩书偶记》。该书收录了《四库全书总目》以外大量重要的古籍古书信息，以致后人作研究，先查《四库全书总目》，若无记录则必查《贩书偶记》。
而书商与学者交往中最为人传颂的是郭纪森和著名学者洪业的故事。郭纪森也是从书店学徒而成长为一位书业大家的，许多知名学者都把他当作最可信赖的“书友”。他与郑振铎、顾颉刚、洪业、冯友兰、翁独健等都结下了深厚的友谊，而其中交谊最深的就是洪业。洪业每有所需，都会让郭纪森帮其选购珍本书籍。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日军随即占领燕京大学，并逮捕了洪业、邓之诚、陆志伟等人。郭纪森深知洪业家中的藏书对于他的重要意义，就主动帮助洪家把藏书从燕园一箱箱搬回城内。后来洪业虽然被释放，却一直遭到监视，但郭纪森不惧危险，仍到他居所前去探望。直到抗战胜利，郭纪森又把藏书再次搬回燕京大学洪业的居所。
1943年，郭纪森开办了开通书社。1946年，洪业携全家去哈佛大学讲学，因预计一年后回国，因此临行前委托郭纪森帮其购买一批图书并先行保存。可洪业赴美之后就和家人久居于此，此间，公私合营后郭纪森的开通书社已经并入中国书店，郭纪森也在新的岗位继续与古籍珍本为伴，直至中美建交后，洪业才又和郭纪森恢复通信。洪业原以为30年前所订购的藏书早已被郭纪森处理，却没想到尽管30年来世事变迁，郭纪森还都一直替自己珍藏着这些书籍。洪业知道此事后十分感动，写信让学生把他在北京旧居中珍藏的笔筒和砚台赠与郭纪森以表感谢及敬意，还让侯仁之夫人张玮英从美国带来委托书，把自己的一套房产赠与郭纪森，而郭纪森则把这套房子上交给了国家。
同时，清末民国以来，北京（北平）书业的传奇人物也都在中国书店延续他们传承不息的人文精神。雷梦水是孙殿起的外甥和得意弟子，他也是从书店店员一步步通过刻苦学习积累逐渐成为国宝级古籍专家的。在中国书店，雷梦水虽然一直都是店员，却是书店内外、学术界上下都敬仰、敬重的大家。20世纪80年代，山东聊城筹建蒲松龄纪念馆，筹备处派人到中国书店来购买各种版本的《聊斋志异》，当时接待对方的正是雷梦水。得知对方来意后，雷梦水让来人先在北京游玩两天再回来取书。等几人回到中国书店时，雷梦水不仅为其提供了不同版本的《聊斋志异》，还提供了各种县志、文集以及一份书单。几人十分不解，便问雷梦水提供这些书的用意何在。雷梦水徐徐告诉对方，蒲松龄创作《聊斋志异》时到处寻访民间传说，他所提供的都是蒲松龄曾经做官或者游历过的地方的县志，其中记录了当地的传说故事。此外，各种文集的作者都是蒲松龄的好友，这些文集中也会记录一些传说故事。因此，通过这些县志和文集就能探寻蒲松龄创作《聊斋志异》的材料来源。蒲松龄纪念馆筹备处的几人把书带回聊城后，过了一段时间，给中国书店寄来一封很长的感谢信。对方在信中写道：雷梦水不光给我们找出不同版本的《聊斋志异》，还给我们提供了丰富的县志和文集。雷梦水不仅满足了我们的需要，还在我们的需要之外又提供了大量的重要文献。信中称：雷梦水同志这样的做法，实际上是为我们今后建立蒲松龄纪念馆和研究蒲松龄提供了重要的指导意见。
这些近代以来北京书业的传奇人物，在进入中国书店后，让每家有代表性的技艺、学术积累与人文传统都融会贯通起来。中国书店正是通过一部部厚重的传世古籍、一页页的古籍修复成果、一个个传奇的故事和一份份学养的积淀与传承，使文明得以延续，让满城书香更为厚重与悠远。
本文选自《纵横》杂志2021年第3期“老字号”栏目 图文由天街集团提供
信息提供：张志国（《纵横》杂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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