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纵横杂志(魏源送) 

北运河“病了”

我在国内水环境治理中，最难忘的一段经历是北运河（北京段）水污染治理工程。尽管北运河长年有水，但自20世纪80年代末开始，随着城市规模不断扩大、人口迅速膨胀，其水质逐渐恶化，甚至一度处于劣五类（参照《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GB3838—2002》）。北运河是京杭大运河的重要组成部分，而北运河（北京段）是人口最集中、产业最聚集、城市化水平最高的流域，承担着首都6个城区90%的排水任务。因此北运河治理对整个北京市的水生态环境至关重要。2006—2020年，北运河水系及其上游被列为国家“水专项”项目的示范流域，成为新中国成立以来投资最大的水污染治理科技项目，也是海河流域水污染控制与水环境保护的一个重要综合示范区。

“十一五”至“十三五”期间，我分别作为国家“水专项”北运河（北京段）水环境治理与生态修复的课题负责人、项目负责人，在2009—2024年跨度长达15年的治理过程中，先后主持并参加了“水专项”中6个工程项目示范工作，其中包括3次主持和参与北运河水系中段及上游的水环境治理与水生态修复工程。

我曾这样形容一条河流的治理过程：“河流是有生命的，水环境治理就像一个生了病的人逐渐康复的过程。”治理河流污染的“头等大事”是改善水质。好比一个手臂骨折的病人要想康复，检查诊断之后，首先要给骨折的部位打石膏固定，对于河流来说，最初的治理要以环境工程手段为主，比如建立污水收集管网和污水处理厂等改善水质。等病人手臂恢复了，要拆掉石膏做康复训练，河流同样也需要进行生态修复治理，恢复水生态系统。最后，像病人恢复身体机能一样，河流的生态系统服务功能也要得到恢复，达到健康状态。河流治理不可一蹴而就，需要一步一步走。

找“病因”“对症下药”

2009年，我首次承担北运河水系中游段生态治理关键技术与示范课题研究任务。为找到“病因”“对症下药”，我带领团队花费大量时间搜集整理了1980—2010年30年间北运河的水质数据，通过建模“把脉”河流的健康状态，如：这条河的污染指数是多少、超标多少倍，主要污染类型是什么，上游河段要实现初步治理目标需要采取什么技术和管理手段，等等。我们制定的方案中富有说服力的数据、清晰的目标和治理手段，得到了北京市相关主管部门的高度认可。这也为此后北京市相关区域连续实施3个“三年治污行动”、开展北运河流域水系综合治理提供了重要科学支撑。

魏源送在实验室

2017年，我作为国家水专项北运河上游水环境治理与水生态修复综合示范项目负责人，视野更加开阔了。在水资源、水环境、水生态传统水污染控制三维坐标的基础上，我和我的团队又提出水动力这一新维度，通过统筹四个方面，把河流的生态服务功能价值与生态廊道、土地利用、社会经济发展相关联，以期让这条水系活起来，打造人水和谐的滨水空间。2024年，北运河已经完成“蜕变”，流域随处可见鱼虾畅游、绿树成荫、水鸟栖息的美丽环境。

过去的15年，从海河北系、浑河中游、滨海盐碱退化湿地等水环境治理，到挂职江西省科学院、驻点南昌开展长江生态环境保护修复攻坚战，我在大大小小各类实践中努力实现着个人价值。近年来，我国水环境治理产生了许多显而易见的变化，如环境治理有了约束指标，流域治理从单一的污染治理转变为污水治理、良水保护协同发力，最典型的是，水源地保护被提升到重中之重的位置。从总体上看，我国水污染控制已经走在一条正确的道路上，水环境和水生态正在变得越来越好。

履职建言 助“绿色发展”

2023年3月，我担任了第十四届全国政协委员。第十四届全国政协专门增设“环境资源界别”，这是对于界别的一次重大调整。这一界别有85位委员，包括环境资源领域的党政领导干部、生态文明建设领域的科研专家以及能源资源领域的企业负责人等。我是政协新兵，努力在自己所熟悉的水环境治理等方面提出建言。

履职过程中有两份提案令我印象深刻。2023年9月，我参加了全国政协的“一对一谈心”活动，政协领导同志问我的第一个问题，就是我对2023年7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生态环境保护大会上的讲话哪些方面体会最深刻。我回答说是“我国实现了由全球环境治理参与者到引领者的重大转变”。

首先，40多年的经济社会快速发展使我国成为发展中国家中唯一一个全面提前实现SDG6的国家，然而很多发展中国家在2030年实现SDG6目标方面面临巨大的挑战。

其次，水是生命之源，水与环境属于民生领域，已成为欧美日等发达国家和国际组织施援的重点领域，相关领域的施援有利于树立良好国际形象。那么，如何更好地向发展中国家分享推介中国经验是我近年来一直思考的问题。

再次，这些年来的科教援助工作让我深刻认识到，中国生态环境领域的技术、模式在“一带一路”沿线发展中国家具有更好的适应性。例如，应我们邀请，2017年10月，斯里兰卡供水部代表团访华，了解到我国饮用水源地保护工作，认为我们的模式优于他们的模式。后来在按照世界卫生组织（WHO）的指导编制水安全计划（Water Safety Plan, WSP）时，斯供水部明确邀请我们参与指导。

最后，我日益认识到媒体宣传和人才培养的重要性，例如，2019年，《自然》杂志记者走访了斯里兰卡、巴基斯坦等国的相关人员（包括我们的合作伙伴维拉高达博士），发表了一篇有关“一带一路”科技合作问题的论文，认为中国的双赢人才培养模式不同于西方国家，独具特色。这家杂志指出，中国在斯里兰卡建设了水实验室大楼、净水技术示范工程，并为斯里兰卡水务卫生保健人员提供培训，帮助斯里兰卡建立一个全国性的清洁水和卫生系统。文章援引斯科研人员的话说，“多亏了中国，我们才有了下一代科学家。一大批高技能科学家很可能是中国给斯里兰卡留下的持久科学遗产，这是西方援助所无法实现的”。2020年1月，新冠肺炎疫情爆发，我的一名斯里兰卡籍博士生妮璐莎（Nilusha）和她的丈夫拉山达（Lasantha）（当时在北京大学攻读硕士学位）告诉我，受西方媒体对中国的不实报道影响，她的家人和斯驻华使馆非常担心他们的安危，都要求其回国，但在北京学习生活的经历让夫妻俩对中国的防疫工作充满信心，最终下定决心，克服困难，留在中国顺利完成了学业。2023年是“一带一路”倡议发表十周年，第三届“一带一路”高峰论坛宣布的八项行动计划为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走深走实提供了指引，“一带一路”倡议在我国高水平对外开放合作中的作用将日益凸显，我国正在实施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时机佳，可带动我国生态环境标准、模式、产品、技术、设备等的立体输出。因此，2024年年初我查阅了大量文献资料，于3月提交了《关于强化共建高质量“一带一路”环境治理走深走实》提案，该提案被全国政协提案委评为重点提案。

第二件提案与新污染物治理有关。2023年1月后，我当选为第十四届全国政协委员，老领导江桂斌院士跟我说，今后可以联名提案。2022年底，我国发布《新污染物治理行动方案》《重点管控新污染物清单（2023年版）》，抗生素位列其中。江桂斌院士是我国最早开展新污染物研究的专家，而过去10多年里我开展了大量有关生猪养殖粪污处理与资源化协同抗生素污染控制研究，因此我们确定以新污染物治理为主题进行联名提案。

江桂斌（左）与魏源送（右）参加全国政协十四届二次会议合影

我与抗生素污染控制研究结缘起于武汉动物园。2004年，我在武汉动物园开展一个国家863课题研究，当时我的硕士生常勤学饶有兴致地告诉我一个现象：一头大象生病了，饲养员一次就给大象饲喂了100片阿莫西林。说者无意，听者有心，我对此非常有兴趣，想了解大象粪便中残留的抗生素对堆肥过程的影响，自此开始了畜禽养殖废弃物处理与资源化过程中抗生素污染控制与应用研究（我戏称为“从大象到抗生素”），并于2006年发起成立了“抗生素残留与环境”青年创新小组。2023年1月在南昌驻点跟踪研究期间，我了解到基层政府治理新污染物存在巨大的困难，例如，缺乏专业人才和先进平台，感觉无从下手。那么，“如何提升新污染物治理能力，新污染物治理还需要补齐哪些短板？”就成为2023年3月我和江桂斌院士联名提交的《关于加强新污染物治理行动的科技支撑的提案》的主题。

2023年7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生态环境保护大会的讲话明确提出，“把应对气候变化、新污染物治理等作为国家基础研究和科技创新重点领域”，这为我国新污染物治理提供了指引。2023年7月，全国政协组织了多次新污染物治理专项调研座谈与考察活动，其中第一站调研就放在中国科学院生态环境研究中心。作为提案人，我有幸参与上述活动，感到无比自豪，希望能用专业知识为我国新污染物治理添砖加瓦。

本文选自《纵横》杂志2024年第9期“亲历者说”栏目，魏源送口述，张志国采访。图片由口述者提供。

信息提供：张志国（《纵横》杂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