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lai来源 来源：纵横杂志（周干峙  口述）

两院院士、原建设部副部长周干峙（1930-2014）

在1954至2014年60多年的岁月长河中，两院院士、原建设部副部长周干峙以技术专家和管理者的身份，亲历、见证了新中国几乎所有重要的城市建设和重大城市规划项目。今天让我们再次重温这段不平凡的历史，共同见证新中国的城市发展之路。

新中国第一个城市规划机构

1949年5月，我还在清华大学建筑系读书。当时北平刚解放不久，就成立了城市规划的机构——都市计划委员会，也叫“都委会”，比新中国成立的时间还早。“都委会”负责新中国成立后首都的建设规划，这也可以说是新中国最早的城市规划机构。实际上，那时根本还没有宣布未来中国的首都会定在哪里，但是我们都感觉到应该会是北平。为什么？一开始就搞北平都市计划，而且马上要考虑中央所在地在哪里，领导人住在哪里，就从这里感觉到北平的特殊地位。

后来，在政协第一届全体会议上，果然确定了北平作为首都，我们也很快就知道了。我们学生怎么会知道呢？是因为我们的老师梁思成他们知道。关于首都的选址、规划、建设等问题，中央领导人要征求他们的意见，他们听后很受鼓舞，一回来就告诉我们，我们听后也很兴奋。我觉得，我们的城市建设工作，从一开始就得到了很高的重视。

北平解放后的城市建设，第一件事情干什么？梁思成先生跟我们讲，是清除城墙周围的垃圾。这是因为过去没有人管房子，没有人管马路，没有人管扫垃圾，老百姓把垃圾都堆到城墙边，越堆越高，整个成了垃圾山。所以，解放军一进城，第一件事情是先把垃圾清扫干净，人才可以进出。

新中国最初的城市建设思路

北平解放之前，我们还在学校读书，但已经知道当时世界上有两种主要的制度 ：一种叫社会主义制度，一种叫资本主义制度。实际上，当时我之所以选择北上读书，是觉得那里的气氛比南方更自由、民主。北平解放以后，全国大局已定，我们学建筑的知道会参与到建设新城市的重要任务当中去，都很兴奋，因为这个行业以前需求很少，现在被提到这么重要的位置上，在解放以前是不可想象的。

那时，我们从书本上知道，世界上有两种城市：一种叫社会主义城市，是有计划发展的，都是为老百姓服务的 ；一种是英美式的，是为少数人服务的，所以才会出现贫困等城市问题，而这些问题他们是不可能解决的。

所以说，在新中国的城市建设思考中，我们一开始就碰到一个新方向的选择问题，也就是探索新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问题，虽然对社会主义道路具体怎么走有不同看法，但有一点是明确的，就是以苏联为榜样，绝不以伦敦、纽约、华盛顿为榜样。因此，用建筑专业的行话来说，坚持社会主义是一根“红线”，不能走资本主义道路，要走社会主义道路，这一点在理论上、原则上都已十分明确。

然而，虽然向苏联学习开展社会主义国家建设这条路非常明确，但对于在共产主义、社会主义这个大方向下面，落实到具体城市建设中该怎么去办，当时大家的认识还不那么清楚和具体。那时，由于我们老师这一辈大都是留学英美的，最早接触和熟悉的都是关于西方国家城市建设的那一套，像伦敦规划、巴黎规划等等。我们作为建筑专业的学生，从学校和老师那里听到、看到的主要也是这些。因此，对于究竟什么样的是社会主义，什么样的是社会主义城市，谁也说不清楚。但是，这并不影响大家探索社会主义新城市建设的热情和决心。

找一条我们自己的长远发展道路

人民大会堂（版画）

要走社会主义城市建设的这条路，具体怎么做？第一是标准问题。那时，我们虽然可以看到很多国外的规划图，但看不到细节，例如它根据多大的定位和目标规划城市。这些具体、细致的东西，人家如果不告诉你，我们也不知道。新中国刚成立的时候，苏联还没有大规模派城市规划方面的专家来华，因此我们向苏联的学习，主要是找一些他们的理论性文章跟报道来看。从这些内容中，我们知道苏联在城市规划和建设方面的一些原则是非常好的。例如，他们提出城市要为全人民服务，而不是为某一部分人服务，而且从一开始就注重解决贫民窟和贫富不均问题。受到他们的启发，我们开始进行改造城市贫民区的实践。记得北平刚解放时，天桥有一个贫民区，当时我们学生社会实践就是到这个贫民区调查。回来后，系里面开始布置任务，围绕怎么改造这个区域来做规划。

第二是城市居民的住房建设规划。房子盖得好不好？要通过实践检验。那时我们对这一点没有什么经验，只知道社会主义要为全人民服务。首先树立一个概念，就是人人要有房子住，而且每人的房子要达到一定标准。这个标准是多少呢？人均居住面积 9 平方米，这指的是套内使用面积，是纯面积。为什么是 9 平方米？据说当时苏联搞规划时，围绕这个标准也发生了很多争论，后来请建筑专家跟医学专家合作，大家一起商量，从身体健康角度，一个人至少需要多少居住面积才够。最后大家分析讨论的结果，认为3 米高、3 米宽、3 米长，也就是 9 平方米的平面面积、27立方米的空间体积是人最基本的需要。苏联医学家认为，按照一个人最低的呼吸要求，特别是在冬天，关上门窗后最少需要 27 立方米的空气才够，所以至少要这么大的居住空间，才符合居住卫生的需要。

但当时中国是不可能达到这个标准，因为没有那么多钱。那时，全国基本建设的投入不足100多亿元，用到城市建设上，大约 3 ～ 4 亿元。以首都北京为例，当时的调查结果显示 ：人均居住面积还不到 4.5 平方米，和苏联差一倍多。这么大的差距，不可能一步到位学苏联。而且，当时的实际情况是处处需要钱，除了盖房子，还要解决喝水、解决交通、解决修路……因此，当时在我们规划行业里头，围绕这一点马上出现了争论，就是究竟要不要照搬苏联？那时候，是我们这些搞规划的人遇到的第一个真正有挑战性的问题。记得当时有人提出反对意见，说苏联人冬天习惯关窗户，而中国人习惯经常开窗，而且中国南方和北方情况也不一样，所以我们不需要 9 平方米那么多。当然，最根本原因，是国家财政没有那么多钱。后来，大家普遍认为 9 平方米意味着要翻一番，一下子肯定做不到，只能一步一步来。就这样，我们从中间取了一个标准，既不照搬苏联，也比现状要高，也就是人均居住面积达到 6 平方米。这样一来，就可以省很多钱。这件事，我们管它叫“九六之争”。

据了解，现在我们的人均居住面积已经超过9平方米了，但是在当时，6 平方米的人均居住面积已经是一个了不起的成就。在这之前的中国历史上，没有听说哪个政府专款搞城市建设的，没有哪一个政府说给老百姓盖房子要达到一定标准才行的，只有在新中国，我们才做到了这一点。

从 “九六之争” 开始到现在，在我们这个行业里，争论总是不断，形式之争、标准之争、新旧之争……可以说已成为行业特点。我想这至少可以说明两点 ：第一，我们的城市规划，一开始就跟新中国发展的大方向，跟新中国的大局、全局分不开。第二，我们的城市规划，从一开始就在努力探索怎么适应中国社会发展，怎么走一条有中国特色的城市发展道路。实际上，这个问题一直到现在都存在，只不过在不同时期和阶段，重点不一样，主题不一样而已。

新中国城市建设的第一个春天 

在我印象中，新中国城市规划和建设迎来的第一个春天，是伴随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实施而诞生的。当时城市建设的主要任务，是配合“一五”计划，而其中的核心问题是研究搞好由苏联援建的 156 个重点工业项目。当时，新中国刚成立，百废俱兴。在头三年的国民经济恢复期里，中央开始酝酿“一五”计划，主要任务是 156 项工程，由政务院财政经济委员会（“中财委”）负责新中国成立初期的北京西交民巷大街筹划，陈云时任中财委主任。

苏联援助的项目是陆续增加的，从 1952 年的 50 项，增加到 1953 年的 141 项，最后到 1954 年增加到 156 个工业大项，包括炼钢、炼油、军工等等。项目名单经过各级到中央的层层论证，最后下决心确定并和苏联签订了协定。当时，工业建设的重要性放在最前面，中央提出一定保证工业建设。所以，城市规划被提上议事日程，因为要配合工业建设 ：项目如何布局？放哪里？如何建？需要多少工人？于是，我们就要考虑工厂选址、计算需要盖多少房子、要修多少楼、要用多少水……要把这个事情搞上去，生产才可以搞，这就叫配合工业建设。所以，1951 年，中财委会成立了城市规划处；1952 年 8 月，中央专门成立建筑工程部（“建工部”），也就是后来的建设部，初衷是配合“一五”计划，迎接重点城市的规划和建设工作。当然，那时城市建设还谈不上配合经济建设，更谈不上配合农业建设的问题。

针对 156 项工程怎么布局是头等大事。围绕 156 项工程，经过反复研究，确定了初步方案，除东北以外，主要在京广线以西布局，并确定了包头、西安、兰州、洛阳、太原、大同、武汉、成都等八个重点建设城市。在这件事上，我们新中国的确非常了不起，我们真正开始全盘、全局地考虑问题，开始大规模地按计划、按规划来办，虽然当时我们没有经验，基础也差，但做到了有序不紊。

1953 年二、三月间春天将至的时候，“中财委”派出工作组到西北选厂，研究摆哪些项目和怎么摆的问题。当时我刚从清华毕业不久，被调到建工部城建局规划处，马上跟着工作组专家去西北，到包头、西安、兰州、银川等地出差，参加工厂选址和城市规划工作。当时工作组带队的是时任二机部副部长万毅中将，同行的还有中财委管建设的杨放之、蓝田，建工部城建局局长孙敬文、规划处处长史克宁、翻译刘达容，以及何瑞华和我两个年轻的技术人员。同行的苏联专家是 1951 年来华的亚历山大·穆欣，当时他快 60 岁了，任城市规划顾问组组长，他的意见很有权威性，我们也很尊重他。

我出差去的第一个地方是包头。156 项里有包头钢铁厂项目，因为在包头西边的山沟里发现了铁矿。小小一个包头城，一出去满眼全部是荒滩，我跟着大家骑马去昆河，也就是现在包钢附近，昆河边上除了几户牧民以外，放眼望去一片空旷。路上问一个牧民到那里有多远，他回答说“一鞭之地”，意思是骑上马抽一鞭子，跑完那么远的距离就是。那个时候我们去兰州、银川、西安，先坐专机从北京直飞兰州，等到从兰州再往西北走，不要讲铁路了，连公路也很不完整，最后只能派军队，用军用吉普车把我们送去。

当时国家一穷二白，连一份像样的地图都难得找到。“一鞭之地”这件事还说明一点，就是没有路程、距离这个概念。所以我刚到建工部报到，准备去西部出差前的第一个任务就是找地图。记得我先去的是总参一个测绘局，接待我的人都戴着口罩，为了保密。那时还没有中国自己测绘的比较详细的全国地图，给我的还是当年的军用地图，五万分之一的，非常粗糙，但有总比没有强。地图的准确性对我们干这行的来说太重要了，地图标得不准，按照地图作出的规划位置和实际情况对不上，那就糟糕了。所以，还得我们自己到实地一个个地核对，对照地形地貌，了解村庄、平地的大小、了解河川山头的走向，研究怎么布局，并当场勾画草图记录下来。这样经过几次考察，基本确定各个地方的项目类型和数量，比如兰州主要发展石油工业，西安主要安排机械工业。就是在这种条件下，中国人一点一点把西北的基础打下去的，很不容易，换了别的国家，不见得都能做到。

努力完成第一个五年建设计划邮票

布局选址问题解决后，紧接着要考虑具体的城市总体规划，落实项目位置。当时苏联专家提出，要搞建设，城市规划非常重要，那么多建设项目，首先要做的就是编制城市总体规划。中央也强调要集中力量，抓紧拟定城市总体规划草案。于是，由建工部负责从全国各地抽调人员，组建城市规划队伍。同时，由于人手有限等原因，上面这八个城市不可能同时组建自己的规划队伍，那么它们的城市总体规划就全部由建工部派规划组去帮助编制。事实证明，当时苏联专家的建议和中央的决策是非常正确的。

这些城市的规划怎么做？首先是要有远景规划，但光有远景不行，解决当前问题非常重要。比如城市中的工厂和住宅的选址，不能乱盖，起码要考虑到上风和下风问题，工厂要建在上风方向，不能让工厂的烟尘排到住宅区里面去。还有涉及到工厂与工厂之间的合理配置，不能乱摆，这个工厂跟那个工厂在生产上有关联的，你要尽量给它摆到一块去。再比如，需要多少施工人员，怎么安顿，怎么解决他们的居住、饮水问题，等等，所以一定要把当前建设项目安排细致、安排具体。此外，工业发展了，城市也要跟着发展。将来工人要住在城市里，包括他们的家属在内，住房和基础配套设施这一套怎么安排，按照什么标准来做，也就是说，城市要满足生产的要求，还要满足老百姓的现实生活的要求，甚至还要考虑到下一代的需求，这些都必须考虑好。整个规划就是这么一步一步地做下去，不知反复了多少次。最后，等八个重点城市的规划图都出来了，就向国务院汇报，由国务院最高专家组和专家顾问团审核，通过以后，才谈得上“马路怎么修、自来水厂怎么盖”这些更具体、更细节的问题。可以说，这个过程很不容易，很了不起。

对于我个人而言，参与 156 项工程规划是难得的机遇。当时我们请苏联专家来帮忙，苏联专家也在选择中国人，他们明确提出，要找懂行的人来。那个时候能看图、画图的人不多，我在学校业务基础比较好，不用尺子可以描地图、画建筑图，这是我们的基本功，因为有时候跟业主谈判，当场很快就要勾出来的，不能老用尺子。所以，一张图一画，水平怎么样，懂行还是不懂行，内行人一看就明白了。苏联专家选中了我们，严格要求我们，当然我们也就有机会向他们学到很多经验。刚刚开始安排 156 项工程的时候，来的苏联专家都是最顶级的，年龄在 50 岁以上，包括建筑在内各种专业都有，不少还是苏联科学院院士，像穆欣，在国际上很有名望。记得当时穆欣反复叮嘱我们 ：“搞规划，每公顷土地要去 20 次。”在后来几十年的规划工作中，我始终没有忘记这句话，搞规划不能光坐在办公室里盯着图纸看，而是要到现场去，只有深入调查，因地制宜，才能作出科学合理的规划。还有，当时在西安，我初出茅庐，就被选中具体负责规划总图的编制，这是156 项里最重要的城市之一，十几个大项。我感觉除了当时自己被认为建筑学基本功比较扎实、理解能力比较好之外，党员身份也是很重要的一点。由于当时大部分都是军工类项目的特点，加上战争刚刚结束等政治环境，保密制度十分严格，只有党员才可以接触到机密的东西。西安规划后来是作为正面经验宣传的，里面的故事很多，启发、影响过我的人也很多，像吴良镛先生、莫宗江先生等等。

1954 年 10 月，周恩来（前排左三）和米高扬在有关苏联援建中国的建设项目协定的文本上签字

那时，苏联专家们带来的一套专业性的东西，一套完整的规划指标体系，既带动了我们的发展，也引起了一些争论。这里有一个兰州炼油厂的例子，当时这是 156 项重点项目中的一个。起初，在苏联专家的设计中，厂房周围有一圈警卫用地，不让人靠近，所以工厂墙外头要留出一条几百米宽的人造沙滩带。为什么要沙滩？安全保卫的需要，人走进去有脚印啊，抹也抹不平。我们开始也想学这个，但是有些人马上发现这个做法完全行不通。苏联人口稀少，荒漠很多，而中国情况不一样，尤其是在黄河边上的兰州，土地宝贵得不得了，哪能这么做。另一派观点则认为，要学就学到底，就都按苏联的办。当然最后我们还是从自己的实际情况出发，没有照搬苏联，苏联专家最后也同意了。在这些过程中，这样的争论还有不少。例如，按苏联的标准要盖 5 万平方米的房子，但我们盖不了这么大的，这里不仅是钱的问题，土地、空间都不够，水、交通等等问题也不好解决，于是我们就盖小一点、紧凑一点。

“一五”计划和 156 项的成功实施，为新中国日后的城市建设打下了重要的基础，也成为我们城市规划的第一个春天。在这一过程中，城市科学的观念逐渐被引入中国，我们逐渐认识到城市规划不是简单的内容，而是多方面复杂综合的东西。我们要向苏联学习，不学苏联不可能，但必须要结合中国国情，要有中国特色，这就是那时我们在学习、摸索与磨合中得出的经验。总之，从那时起，我们下决心要探索出一条有中国特色的城市建设道路，因为学西方不行，完全跟着苏联走也不行，所以形势迫使你一定要走有自己特色的道路。我觉得，这对我们来说既是困难，也是优势。正因如此，我们才取得了自己的经验，这些经验的取得不容易，只有做过的人才有体会。

用最经济的方法建设城市

在探索中国特色的城市建设道路上，“大庆方式”是一个尝试。当时，由于大庆油矿比较分散，所以要集中盖房子是不行的，而是在打油井的地方盖房子给采油工人住。因为打一口油井不是两三年的问题，而是至少需要五六年，甚至七年八年都有。大庆的工人都是兰州的炼油工人，像王进喜等，大都带着家眷，家眷去以后住在哪儿？所以出现了“大庆道路”。当时全国学大庆，一个是精神方面的，指艰苦奋斗 ；一个是城市建设方面的，就是“大庆道路”。“大庆道路”的特点是工农结合、城乡结合，一个个住人的工棚满地都是，当时我们都到他们的工棚里住过、体会过。大庆方式否定了当时要在大庆搞一个中心城市的设想，也成为当时全国学大庆的一条标准。

大庆人人拉肩扛运钻机

“大庆道路”的特点，一是城市服务于工业，二是用最经济的办法来解决问题。因为工人生活、工作之间就是几步路，下井操作、回来休息都方便。所以当时“大庆道路”红极一时，在全国推广。但是马上有人发现，大庆可以这样，可到了南方、到了广州，还得结合当地的实际。当然，这种推广并不是要求跟大庆一样，也那么分散，但是工农结合、城乡结合的大方向没错，就是说不要光发展城市，还要把农村人也带过来，就这样形成了当时的一个潮流，一个政策倾向。从当时来说，大庆道路有它的必然性，等到过一阵行不通了，又发生改变。这种改变，受政治因素影响很大，当然也脱不开经济基础和经济条件的变化和对这些变化的估计，像建国之初的“九六之争”、旧城改造利用等等，都是这样的例子。比方说，最初觉得经济情况不行，所以马上就把比较激进一方的意见压下去了 ；过了几年，经济情况好转了，觉得又有希望了，比较激进这一方的意见又起来了，这样的例子很多。有的估计乐观，就想搞大、搞快，所以慢跟快的争论、集中跟分散的争论、大城市跟小城市的争论，那时就开始了，反反复复，始终没有间断。这些反复发生在我们的城市建设中，反映出从新中国成立到改革开放前的30年里，对于究竟怎么走出一条自己的道路，我们一直在努力地探索，也看到了长远发展的必要性。但是，对于什么才是我们长远的发展道路，总体来说经验还是不够。

在废墟上重建新城

1976 年，唐山突发大地震。震后第二天，接上级指令，由曹洪涛（时任国家建委城市规划局局长）和我带队赶赴唐山组织震后重建规划工作。当时我是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院长，于是带领院里十多个人组成规划组，直奔唐山，支援震后恢复建设规划工作。

当时的唐山，余震不断，满大街摆放着包裹好的罹难者遗体等待运走，环保人员一遍遍地喷洒消毒水，真是满目疮痍，触目惊心。当时唐山二三十万的灾民没有地方住，我们也找不到地方住，就在唐山飞机场搭了个帐篷，在里面加紧制订唐山的救灾规划。由于震后忙乱，规划资料找不齐，所幸最后好不容易找了一张几乎要被扔掉的很皱的图纸，反复弄平整后还能用上，这才解决了燃眉之急。为了疏散震区中心密集人口，最后选定唐山北面的丰润县为唐山新市区。经过半年多的工作，我们完成了唐山新市区总体规划，并报经国务院批准实施建设。又经过 30 多年的努力，唐山这座北方重要城市终于重获新生。

唐山之后，紧接着就是天津的重建。唐山重建规划基本完成后，我接到国家建委命令，负责抽调全国 40 余名规划人员开展天津震后重建规划。到了天津，我们才发现天津的情况很严峻，经济损失甚至超过唐山。因此，工作组开赴天津后，要干的头等大事就是把救灾规划需要的资金算出来。我还记得当时跟天津市规划局的办公室主任在一号宾馆里整天画图、算账。经过规划，最后算出来包括天津的基础设施、房屋建设等重建项目在内，这笔钱总共大概要24.6亿元，每年投入8.2亿元左右，分三年完成。规划方案和资金方案报国家批准后，我就被留在了天津担任规划局局长，具体实施天津震后重建规划，就这样前后待了三年，算是为天津震后建设作了一点贡献。（待续）

本文选自《纵横》杂志2014年第1期“纵横视点”栏目，周干峙口述，潘飞整理，文章略有删改，图片由口述者提供。

信息提供：张志国（《纵横》杂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