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纵横杂志（黄宇光）

我在协和医院工作40多年，当了17年麻醉科主任，我有一个切身体会：“琐碎的事情往往代表着群众的观点和心声。我的特长是医疗专业，我始终把自己的事业放在麻醉业务上，努力做一个称职的临床大夫，坚持以患者为中心，提高患者就医的幸福感，践行医患双方的人文关怀。”作为全国政协委员，我要求自己的政治站位要高，所提提案要紧紧围绕自己所熟知的领域，说自己明白的事情、人民群众关切的事情。本文讲述的是我的从医经历和提案故事。

2018 年黄宇光被爱尔兰麻醉医师学院授予“ 荣誉院士” 称号

我选择了从医之路

我的家庭里学医者众多，除父亲一人是高级农艺师外，其他人都从医，母亲是药剂师、大姑妈是麻醉大夫、大姑父是骨科大夫、二姑妈是妇产科大夫、二姑父是检验科大夫。有一段非常痛苦的经历，对我选择从医有很大影响。1970年，我的曾祖母88岁时急性阑尾炎发作，当时医生讲，由于曾祖母年龄太大，因此不敢用麻药动手术，担心老人年迈体弱身体承受不了，结果这导致我曾祖母因阑尾穿孔重度休克而过世。这件事对我触动非常大。当年如果有现在这样高超的麻醉技术，曾祖母就会得到有效医治，至少不会那样痛苦地离世。

大学时期的黄宇光（左一）

我大学毕业前，按学校规定，成绩前50名者可以毕业留校任教，但我和其他15位同学选择了留在皖南医学院附属医院工作。当时有两个科室让我们挑选，一个是妇产科，一个是麻醉科。毕业前实习时，我们经历过妇产科患者一看到男医生爬起来就跑、根本不让你体检的尴尬，再加上我曾祖母的遭遇，我便毫不犹豫地选择了麻醉科，下决心要在麻醉领域干出成绩，为病人解除痛苦。

临床是“一切以患者为中心”

1983年，在做了临床医生之后，我才真正了解了医院是干什么的、麻醉是干什么的。说得通俗一些，医院是“修理”人的地方，就像车子，得定期检修和保养，出了问题要小修甚至大修，即便平时没出问题也要定期检修。随着人民生活水平和生活质量的提高，人们都意识到应防病于未然，要定期去体检、注重日常保养，发现问题尽量“小修”和“早修”，避免“大修”。以前讲衣食住行，现在人们更加注重“医”食住行，从出生到走完人生之路，始终离不开医疗的呵护。因此我觉得，当初选择做一名医生还是非常值得的，因为救治患者有一种金钱买不到的成就感。

我大学毕业前，曾在安徽省马鞍山市当涂县中国人民解放军第86医院实习一年，切身体会到农民患者的不易。那年，我学会了换位思考：如果我是患者，我到医院求医是绝对的弱者，需要医生的关爱与呵护。然而，医疗条件差是当时最现实的困难。因第86医院没有妇产科，我去当涂县另一家医院实习过一段时间妇产专业，在这期间我发现，病人多的时候医院经常加床位，农民患者往往与陪护的家属同住一张床；为了解决吃饭问题，他们还经常在病房门口搬几块砖搭灶烧火做饭，整个医疗环境非常差。

我记得实习期间有一个年轻患者，在外院接受妇科手术之后感染了腹膜炎。这位患者来院后，我负责登记收治，还辅助问诊、为她写病历，但是第二天我上班时却发现这张病床空了，一个25岁的年轻生命就这样没有了。我暗暗自责：如果我整夜陪护在她身边，是不是就可以及时进行抢救和治疗，她就不会死？如果我们的医疗设备和卫生环境好一点，是不是就可以抢救回她的生命？后来我才了解到，继发性腹膜炎是有生命危险的。由此，我也刻骨铭心地感受到了“临床”的重要性。什么叫临床？就是医生要始终围绕床来转，因为床上有患者。临床切实体现了“一切以患者为中心”的医疗服务宗旨，医院和医生应始终考虑患者的需求，尽可能地提供最优质的服务。

在医院工作一年后，我决定考研。其间还有个小插曲，一次不太愉快的经历让我的考研志愿从上海转为了北京。一次，我作为皖南医学院附属医院的医生到上海出差，为新手术的开展购买医疗器材和药品，当时由于不懂本地方言，备受冷落。从上海回来后，我发奋读书，决定报考北京的研究生。最终，我以优异的成绩从17个考生中脱颖而出，顺利考取了中国协和医科大学麻醉专业的研究生，并拜赵俊和罗来葵为导师。1988年我硕士研究生毕业后，得以留在北京协和医院这个享誉海内外的医疗机构工作，实现了自己的梦想。

协和医院曾经培养出张孝骞、林巧稚等一代医学大师和领军人物。踏入协和医院后，我被医院的办院宗旨所打动——“以人民为中心，一切为了患者”。在罗来葵导师的谆谆教导下，我始终将临床放在第一位。我认为，作为一个麻醉科临床大夫，必须以患者为中心，除了治疗本身，还要以提高患者就医的幸福感、实现人文关怀作为自己的终极目标。长期以来，我努力做到身体力行，即便很忙，走在医院的小路上，只要有患者打听路，我都停下来耐心指路，从不厌烦，直到患者满意而去。

为做好麻醉工作，我对麻醉医生的工作进行了认真梳理和研究。我认为，第一，麻醉医生要在病人手术时保证手术的安全。病人术后存活是关键，麻醉医生考虑更多的是让患者不仅活着，还得有质量、高品质地活着。第二，让患者在手术前后都少受罪。第三，让患者在手术中少受伤害、在术后尽早康复。学医时老师曾给我们讲过一句名言：“不要伤害患者。”第四是人文关怀，照顾好患者，倾听他们的诉求，做好精神关爱。我把这些内容总结为麻醉工作的“四个保证”：“保证安全手术、保证有效存活、保证舒适康复、保证人文关怀。”

将工作聚焦于镇痛和舒适化医疗

以往许多病人在接受手术时都非常痛苦，手术后也非常疼痛，往往惧怕外科手术，最大诉求是减少疼痛。因此，1988—2022年间，我把用手术麻醉减少疼痛、舒适化医疗作为自己的长期攻关项目。

随着麻醉技术的提高，手术量呈逐年增多之势。过去医疗条件差的时候，像我曾祖母这样的一些人放弃了手术，现在医疗条件好了，患者的要求普遍提高了，都想好好享受生活、高质量生活，原来不想做的手术现在都愿意去做了。

黄宇光（左四）参加中组部医疗人才“组团式”援藏学术活动

1991—1993年，为了解决术后镇痛难题，我到美国犹他大学进修学习，我的导师是美籍华人黄光中。我在美国学习时发现，许多术后患者身上都佩戴着一个黑色的东西。我问那是什么，护士告诉我那是病人自控镇痛泵。针对手术后病人疼痛，我们的传统做法是打肌肉针止痛，但他们的患者是佩戴镇痛泵。镇痛泵比打肌肉针止痛更人性化一些，因为患者可以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随时按键给药。我们后来把镇痛泵技术引进到了国内，患者普遍感觉术后疼痛减缓了，身体舒适多了。术后镇痛提高了外科医疗新境界，使患者不再那么痛苦，大家也逐步改变了害怕外科手术的观念。所以，我们提倡的舒适化医疗，止痛是一个重要环节，因为它可以让患者在医疗过程中保持一定的尊严。

虽然在临床过程中经验慢慢积累，包括很多手术与麻醉的经验逐年增多，但其中也有惨痛的教训。比如，医疗事故仍是世界医学领域的难题。为了尽量减少因麻醉导致的医疗事故，国家和上级主管部门作了多方努力。2011年，国家卫健委（当时叫卫计委）发布《关于在麻醉等六个专业成立国家级质控中心》的红头文件，对医疗行业进行规范治理。我现在担任国家麻醉专业质控中心主任，负责就麻醉等高风险行业做全国性行业规范标准制定工作。目前，我国各家医院之间的差距还很大，这个标准便用来规定临床麻醉应该怎么做，包括麻醉记录应该怎样记录等。建立这一标准，将进一步规范高风险行业的医疗行为。2015年，国家麻醉专业质控中心发布麻醉质控核心指标，标志着我国在麻醉领域的行业规范迈上了新台阶。2022年，国家麻醉专业质控中心再次更新和补充了麻醉质控核心指标的相关内容。麻醉技术的提高和这些高风险医疗行业规范的制定，有效缓解了病人手术的痛苦，减少了医疗事故的发生量。

2018 年黄宇光（左一）与爱尔兰麻醉医师学院院长凯文·卡森教授（中）以及美国麻醉医师协会主席梅森教授（右一）合影

未来，我国对麻醉专业人才的需求量将大大提升。我国现有10.5万名麻醉医生、2.5万名麻醉专科护士，但这远远不能满足现阶段的需求。2014年，据国际组织的数据显示，全球每年有2.34亿人接受手术治疗，相当于每25人中就有1人接受手术治疗，而做手术就需要麻醉。10多年过去了，这个数字又有大幅增加。2023年，仅我国完成手术量就达8700万台，预测未来每年的手术量将达到上亿。除此之外，消化内科的胃肠镜检查、呼吸科的支气管镜检查、肿瘤科的介入治疗、心内科各种导管支架、超声科的生殖医学等也都需要麻醉。这样一来，麻醉的工作量可想而知。随着手术量的逐年攀升，术后镇痛工作便成为当务之急。

黄宇光教授（左一）临床工作和带教场景

我的第一件提案：“分娩镇痛”

在医院里，疼痛现象很常见，尤其是分娩疼痛，是人类最难忍受的疼痛之一，所以我的研究最早是从分娩镇痛开始的，我的第一份提案也跟分娩镇痛有关。

我的第一份提案叫《关于多措并举着力推进分娩镇痛和舒适化医疗的提案》（以下简称“分娩镇痛”提案），这件提案的提出，建立在我多年临床工作和平时细致观察的基础之上。我认为：医药卫生领域，跟民生问题密切相关。作为一名医卫界委员，我们的履职肯定既要接地气，又要重民生。而作为一名麻醉科医生，对于民生痛点最为深刻的感受，就是我国一半以上的产妇经历着分娩的重度疼痛，这种疼痛甚至成为不少育龄女性不愿生育二孩的原因，也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我国的剖宫产率居高不下。

我调查后发现，制约分娩镇痛全面开展的不是技术而是人，即麻醉医生。发达国家麻醉医生和手术医生的比例是1∶3，而我国这一比例是1∶7～7.5。虽然1994—2019年我国在术后镇痛方面的技术和能力逐年提升，但我国麻醉医生总体数量短缺。在多数大型综合医院，麻醉医生为保障外科手术已经超负荷工作，再无精力开展分娩镇痛。再加上一些医保政策的不完善，综合类医院开展分娩镇痛服务的积极性不高。但不容忽视的是，综合类医院承接了大部分产妇的分娩工作。因此我建议，一方面国家要加大麻醉人才的培养力度，鼓励更多的医学院毕业生投身麻醉事业，麻醉学应该在大学本科阶段独立开课；另一方面，则应在国家政策层面上支持临床积极开展分娩镇痛。这是我“分娩镇痛”提案的核心内容。为了撰写这件提案，我做了很多调研，经过思考后形成了比较深刻的分析和建议。

目前，我国每年有近1000万名新生儿出生，其中只有不足10%的新生儿妈妈选择了分娩镇痛。而在美英法等发达国家，这一比例是85%。2017年榆林产妇事件给了我很大的触动，该事件也成为促成国家推动分娩镇痛的标志性事件之一。榆林产妇因不能忍受分娩疼痛跳楼的极端事件，背后所凸显的是人们对分娩镇痛的急切需求。我这件提案在2018年两会上备受关注，成为“两会好声音”，同时获得了国家卫健委的认可与采纳。

2018年8月21日，我收到了国家卫健委的提案答复意见。当月，国家卫健委联合六部委共同发布了《关于印发加强和完善麻醉医疗服务意见的通知》；随后不久，国家卫健委又发布了《关于印发紧缺人才培训项目和县级医院骨干专科医师培训项目实施方案的通知》。2018年11月，国家卫健委《关于开展分娩镇痛试点工作的通知》正式出台。该《通知》明确提出，受国家卫健委委托，中国医师协会麻醉学医师分会、妇产科医师分会会同中华医学会麻醉学分会，成立分娩镇痛试点专家工作组，协助制定分娩镇痛技术操作规范和管理规范，为地方健康行政部门开展试点工作提供技术支持。我被选为专家工作组的三位主任委员之一，将对分娩镇痛进行长期支持和关注。

2019年3月23日，国家卫健委公布了首批国家分娩镇痛试点医院名单，有30个省份的912家医院入选，这标志着“无痛分娩”正式在全国全面铺开。我非常欣慰，因为我多年建言倡议的事情终于有了结果，我国的分娩镇痛事业将由此慢慢普及开来，越来越多的孕妈妈将不再承受分娩难以忍受之痛。

我的延续提案之一：聚焦“一老一小”

2019年，我开始关注“一老一小”话题。经过四年调研，2023年，我提出“恢复托儿所建制”的提案，这个提案得到了国家卫健委的回应。2024年2月28日，国家卫健委在新闻发布会上提到，下一步将实施托育建设重大专项等。

从2019年起，我也开始实地调研我国老年末期患者的生存现状。我在调研中发现了一组国家癌症中心完成的中国恶性肿瘤流行情况分析报告数据。数据显示，2015年中国癌症医疗总费用为2214亿元，2017年增长至2495.6亿元，其中末期及离世前医疗产生的费用占主要部分。

越来越多的70—90岁的老人晚年生活状况堪忧，有些是因为生病需要住院救治，有些需要长期家庭护理，如何让他们实现高质量的生活？我认为，对不能治愈的生命终末期患者，以家庭为基础的安宁医疗可以提升其生命质量，而接受安宁医疗的患者也可以减少健康照护的总费用。2024年“两会”期间，在北京协和医院安宁疗护专家宁晓红教授的倡仪下，我提交了一份《关于提升死亡质量 完善居家安宁疗护保障机制的提案》。提案内容包括以下几个方面：一是要完善居家安宁疗护的政策机制，建议政策引导推进居家安宁疗护，设立居家安宁疗护试点基地，提高老年人和疾病终末期患者的生命质量。二是推进长期护理险、完善相关支付体系，建议医疗保障体系向早期筛查、晚期安宁疗护两头延伸，让“医保保中间，商保保两头”，实现全生命周期的健康保障。三是开展全民生命教育、鼓励自愿前提下的生前预嘱。普及生前预嘱和安宁疗护知识，建立政策和法律框架。四是加强对与末期生命质量相关的医疗人才培养，推进安宁缓和医疗走进千家万户。

我的延续提案之二：聚焦老年就医“绿色通道”

我一直在关注我国老年人的医疗保障问题。根据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最新数据，2023年末，中国60岁及以上人口超2.9亿人，占全国人口的21.1%。老龄化社会对老年医院和专科专病医疗的需求凸显。2020年的一项研究显示，自1990年以来，伴随人口老龄化进程，康复服务的需求增长了63%。在调查的204个国家中，中国需要康复服务的人数达4.6亿，排名第一。

构建老年友好型社会、实现健康医疗，是广大老年群体的切身利益和客观需求。但是，对于老年人而言，“数字鸿沟”现象值得高度关注，很大比例的老年人不会使用智能手机及上网操作，无法在就医方面充分享受信息化社会带来的便利，反而加大了老年人就医的难度。

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实施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发展养老事业和养老产业，优化孤寡老人服务，推动实现全体老年人享有基本养老服务。”养老服务中的医疗服务是非常重要的一方面。我在日常临床工作中因为常接触老年人，对老年人就医存在的问题比较了解，为了让提案更精准，我又做了深入调研，在此基础上形成了《关于“开设老年医院和专病医疗绿色通道，为老龄友好型社会提供健康保障”的提案》。

我认为：“儿童有儿童医院，老年人看病也应该有老年专科医院，不仅可以优化老年人的就医环境和流程，还可以消除老年人群看病就医过程中存在的‘数字鸿沟’。”我在提案中建议，应该为老年群体开设老年医院，并在各级医院开设老年专病医疗门诊，畅通老年人就医绿色通道，方便老年患者就医。具体来说，要针对老年人的特点，鼓励更多医疗机构尤其是基层医疗机构开设老年人常见病多发病的专病门诊、专病医疗，优化绩效考核机制，鼓励分级诊疗，也可以减少对综合性医疗资源的挤兑；加大老年医学住院医师规范化培养培训力度，扩大每年老年医学专业住院医师的招收比例，在待遇晋升方面予以政策支持，充实优化老年医学人才队伍，提升老年医学专科临床服务能力；加强老年人所需的肿瘤防治、慢病管理、微创介入、麻醉和疼痛诊疗和重症监护等学科能力建设，满足临床需求；整合优化现有的医疗资源，向老年人群体医疗需求予以政策倾斜；给“老年卡信息化智能化”赋能，实现老年人约诊、就医、开药、付费老年卡“一卡通”；优化改进医院自助设备，友好界面尽可能简便易学、一键直达、一站服务，改善老年人的就医感受等。

提案提交后，得到了北京市政协的高度重视，并被北京市政协评为2023年度优秀提案。

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提出了“六个必须坚持”，即必须坚持人民至上、必须坚持自信自立、必须坚持守正创新、必须坚持问题导向、必须坚持系统观念、必须坚持胸怀天下。我认为，这“六个必须坚持”也同样适用于医务工作者。如果一个医务工作者能身体力行、切实坚持做好“六个必须坚持”，就能达到一定的境界。

第一，必须坚持人民至上，就是做到以患者为中心。第二，必须坚持自信自立，自信就是不要人云亦云。我们国家虽然在医疗领域存在不足，但是我们保障了14亿人口的医疗服务问题，逐步缓解了看病难看病贵，这就是我们的自信。我们目前在麻醉医学创新方面已居世界第二位，还要成立自己的国际医学组织，将中西医结合，中医是我们的国粹，这方面我们也应有足够的自信。第三，必须坚持守正创新。我们国家每家医院都有自己的看家本领，做好专科医院、综合医院，可以在守正创新中发挥自己的强项。第四，必须坚持问题导向。医院是医疗机构，医院首先是治病救人的地方，所以必须注重患者需求；同时要做好精准帮扶，通过精准帮扶，让基层医院能够跟大医院基本齐步走。2012年我在北京麻醉界提出了传承行动，让老一辈的精神能够传承下来；同时提出了牵手行动，当时北京医学会麻醉分会的委员分布于39家医院，由这39家医院各自签约3—5家基层医院，这样就把北京市的200家医院全部联系起来，形成合力，也叫“大手牵小手”。第五，必须坚持系统观念。不管是麻醉学也好，医学也好，我们都要做好顶层设计，坚持系统观念。比如，我们开展的医疗人才“组团式”援疆援藏工作，从“输血式”向“造血式”支援转变，进行的是系统性帮扶、久久为功的帮扶，帮扶的目的是留下一支带不走的医疗队伍，这就是系统观念和国家战略。第六，必须坚持胸怀天下。前不久，中华医学会与巴基斯坦医学会在上海共同主办第四届中巴医学大会，我们在国际交流中展现专业的最新进展，讲好中国麻醉的故事。就我个人职业发展来说，借助协和医院这个平台，我从协和走向全国，迈向国际专业舞台。2013年我当选国际麻醉药理学会（ISAP）主席，成为该学会第一个来自非英语母语国家的主席（注：当年这个协会的主席都是由说英文的国家的专家担任）；同时，我代表中国中华医学会麻醉分会担任两届世界麻醉医师协会联盟（WFSA）常务理事。这个联盟由135个国家和地区的麻醉专业学会组成，因此我们在国际麻醉领域及国际学术组织中有了自己的话语权。目前，我国在麻醉领域发表论文的数量已经连续多年位列全球第二。

黄宇光教授（前排左一）和协和麻醉团队

作为医者，我将一如既往践行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的宗旨。作为全国政协委员，我将凝心聚力，建言资政，继续在自己熟知的领域为人民群众的关切发声。作为无党派人士，我将不忘初心，同心同德，为国家的发展和人民的福祉贡献绵薄力量。

本文选自《纵横》杂志2024年第8期“奋进新时代·亲历者说”栏目，黄宇光口述，张志国采访整理，图片由口述者提供。口述者系第十四届全国政协常委、第十四届北京市政协常委、北京协和医学院麻醉学系主任

信息提供：张志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