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金秋的丹桂开得正欢，美术传媒一年一度的线下大拍正在进行火热的筹备工作，急速前行。

陈振濂书法作品公益专场每年一个主题，从2012年的社会责任到2013年的“我书即文献”，2014年逐渐形成国学的理念，推出“文化史收藏——百年西泠群英谱”，2015年正式推出国学系列之一： “书法”与“国学”之间的关系； 2016年国学系列之二：中国经典古籍收藏精要。反应均异常热烈。

今年则是国学系列之三，主题为“简牍书法研究”，关于本主题，我们将在拍卖前进行专刊专题逐步深入地向大家进行深度的解读。

 陈振濂 简牍百态之三 选自“意义追寻——陈振濂书法作品大展（2009）”

竹木简牍：

简牍是对我国古代遗存下来的写有文字的竹简与木牍的概称。用竹片写的书称“简策”，用木版（也作“板”）写的叫“版牍”。超过100字的长文，就写在简策上，不到100字的短文，便写在木版上。从策、简、籍、簿、笺、札、检、椠等从竹、木字形上，都反映出简牍的制成材料。

简牍，实际是几种东西的总称，指的是竹简、木简、竹牍和木牍。在纸发明以前，简牍是中国书籍的最主要形式，对后世书籍制度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直到今日，有关图书的名词术语、书写格式及写作方法，依然承袭了简牍时期形成的传统。

简是古代书籍的基本单位，相当于现今的一页。

一枚简牍称为简，常写一行直书文字。字数较多的，写在数简上，编连在一起，称之“册”。长篇文字内容成为一个单位的，叫作“篇”。一“篇”可能含有数“册”。至于简牍“卷”的称谓，还存在分歧。

把竹子、木头劈成狭长的小片，再将表面刮削平滑，这种用作写字的狭长的竹片或木条叫做竹简或木简，较宽的竹片或木板叫做竹牍或木牍。简的长度不一样，有的三尺长，有的只有五寸。经书和法律，一般写在二尺四寸长的简上。写信的简长一尺，所以古人又把信称为“尺牍”。每根简上写的字也不一样多，有的写三四十个字，有的只写几个字。较长的文章或书所用的竹简较多，须按顺序编号、排齐，然后用绳子、丝线或牛皮条编串起来，叫做“策”或者“册”。

竹木简牍的艺术价值：

简牍的出现，使人类告别了甲骨金铭上的刀耕石刻，更因其无论在取材还是使用上的优越性， 使得文明的教化空前普及于社会大众，中华民族进而步入了辉煌的历史新时期。因为简牍，有了诸子百家的争芳斗艳，有了阳春白雪、有了下里 巴人；有了韦编三绝的勤奋，有了学富五车的博 学；有了风骚尽领的诗经楚辞，有了千古流芳的史家绝唱。 时至今日，对于简牍的价值研究，已涉及到历史、考古、文字、文献学等诸多领域。历史简牍的不断出土，不仅填补了历史空白，更为我们客观的还原和修正了历史，实现了人类对自我的重新认知，使我们做到更为准确的以史为鉴，面向未来。

竹木简牍对汉字发展的影响：

由于简牍的长期使用，促进里汉字的发展。以简册而言，一起以竹为材料，故“竹”部字多于书文有关。如古代官府用以征召、晓喻或声讨的文书在木版上，称之为“檄文”， 军中命令都写在檄上，表示紧急称为“飞檄”。“牍”字，《说文解字》：“牍从札 也”。札：木版写字为札又引申为“公文、 凭证”，如“通牒、通牒令”等。还有“朴、检”等字也都和木牍有着密切的关系。

岳麓书院藏秦简《为吏治官及黔首》（节选）

竹木简牍的历史影响：

文化是一个民族的灵魂和血脉。纵观世界历史长河，中华文明，以其灿烂悠久的历史文化，生生不息，传延至今。这让国人自豪，更让世界震撼。而这其中，简牍的作用无可取代，它载负文化传承的历史使命，将中华民族的博大文化与伟大精神共同彰显。旨借历史赋予简牍的教化力量，唤起我们的精神记忆，从而使更多的人乐于接受和学习先人智慧，以发扬大国学，推动全人类的和谐大发展。而最能够承担此任的，便是中华简牍，即为华简。

《简牍书法研究》之经纬·代前言

从事秦汉竹简木牍的研究，其实在十多年以前就已经着手展开了。早在上世纪80年代初，我在学习书法时，就痴迷于简牍书法那种肆意飞扬无所顾忌的风姿。如果和求厚重求规范的石刻碑志相比，临习汉简实在是一个非常酣畅淋漓、痛快挥洒的过程。尤其是我们平时习惯于从唐碑欧颜入手；写汉隶也是取石刻拓片如《张迁碑》《史晨碑》《礼器碑》《西狭颂》庄严一路，一旦看到如此肆无忌惮的汉简木牍，怦然心动，追慕效仿，忙得不亦乐乎。

但环顾当时的实际情况，书法界当然也有对汉简投入的成年书家们的作品展出与书册问世。粗粗看来，却与我心目中的“简牍书法”相去甚远。对应于厚重庄严的汉碑，世俗的理解仿佛必然是走向它的反面——轻盈佻达，任性挥洒；用笔一滑而过，轻薄草率而无任何讲究的技法动作，如顿挫绞衄疾迟轻重伸屈的种种艺术表达，荡然无存，只是一味划过去而已。而字形结构亦是抓住一两个简便的造型，作粗率的概念化的变形和伸延扩张，语汇格调十分贫乏。这样的简牍书法，实在是既缺乏魅力也毫无想象空间，如果它也能构成一个类型的经典样式，那绝对是令人万分失望、甚至是绝望的。对简牍书法现状的不满和失望，构成了我最初步的记忆。

于是，在上世纪80年代后期，在一次电视教学实况录像中，我特别着意地在摄像机镜头前，用我自己理解的、对真正的简牍书法用笔和笔法体系，进行了具有个人性格的特定解读；并通过实际的书写行为过程，大致展示了它的基本形态。记得我还顺手写了一段题跋，记录了当时的这段试图“反拨”时风的感想。题跋的具体文句因随手记录，时隔近30年，已经记不清了。但当时的这一心情，仍然记忆犹新。因为它饱含了我在其时一种深切的体察、领悟、选择和判断。

2009年12月，我在北京中国美术馆举办了《意义追寻》大展，其中特别设置了一个子展览，叫《简牍百态》。那是经过了几个月的琢磨斟酌后，才呈现出来的探索性成果。当时的展览是一个超大的规模，构成内容太多；《简牍百态》当然不可能在其中担纲主导，最多是聊备一格。故尔“简牍”一项，也未及展出百件，不过30多件而已。但从章法、字法、笔法三者所作的探索，在简牍一系中自认为还是富于开拓性的。尤其是在通过对简牍的研究思考从而对整个书法的创作形式、笔法、字形诸项进行重新检验反思方面，在我自己的研究生涯中，论收获也是可圈可点的。

又是十年过去了。从今年春夏开始，对“简牍书法”的关注又让我燃烧起一种创意的激情。在书店看到有日本二玄社精印的《简牍名迹选》12册，我一口气买了两套；朝夕翻阅，相伴为乐。9月，因为中国文联的公干到长沙，我提出要看看著名的长沙走马楼吴简，于是去了长沙简牍博物馆和湖南文物考古研究所，承馆方所方尤其是李鄂权馆长郭伟民所长热情接待，出示长沙所出土的简牍原物藏品数十件，让我大开眼界。我原先所关注的走马楼吴简倒并没有让我激动不已；但长沙各处出土汉简原物之精美，尤其是里耶秦简，真是让我惊讶万分。这种面对实物、直接上手仔细品味的体验，是过去在参观甘肃的博物馆时看简牍展示橱窗、和一般翻阅精美印刷品时从未有过的。记得当天晚上在酒店，我沉湎在白天手持竹简木牍细致观察讨论笔画姿态的情境中不能自拔，还曾写了一首七律以抒心怀。

返回杭州之后，下决心趁热打铁，以一种新鲜的精神状态，再投入到“简牍书法”的研究中去。正逢浙江美术传媒拍卖的邓总过访，提到今年的公益专场拍卖迫在眉睫，有什么具体打算？于是应声而言：就以“简牍书法研究”为主题吧。但在实际落实时，却顾虑到在书法艺术市场中，秦汉简牍的高古很难与今天拍卖市场上的收藏家、买家心目中的“名人字画”相吻合。在出土简牍中，我作为艺术家希望强调的有个性有特征的另类笔墨形式，却未必是拍卖场所期望的。于是，把原有的“简牍艺术形态”的表现，转换成对“简牍知识系统”的表述，完成了这50件专题创作。在这一过程中，尤其需要提出的，是知悉几乎同时9月26日在山东博物馆有一个“书于竹帛一一中国简帛文化展”的大展，但公务繁忙，一时排不出时间。而后得知这个大展的图录，是在上海书画出版社出版。立刻打电话找王立翔社长，承慨允，第一本新出样书先快递寄敝宅，赶上十一长假之前送到，遂使我的“简牍书法研究”系列创作能从容而充裕地实施完成。惜时如金，这是要向王立翔兄表示十分感谢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