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 文艺报1949 宋青松
说到讲故事,人们首先会想到小说、戏剧、影视剧等,作为抒情艺术的音乐文学是否也可以在讲好故事中有所作为?笔者认为这不但可以,而且可能还是实现歌词创作的突破点。有人说现在的歌词越写越空,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歌词里缺少“真实”的人物和故事可能就是一个重要原因。从古至今,中国人的好文章和诗词都是因事而写、因人而著的,“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合为事而作的歌词里怎么能没有“好故事”呢?
电视剧《宰相刘罗锅》的片尾曲《故事里的故事》(张和平作词)里就写道:“故事里的事是那昨天的事。故事里有好人也有坏人,故事里有好事也有坏事,故事里有多少是是非非,故事里有多少非非是是……”听起来这歌词有些绕,但说明了一个道理:故事里无论是好人坏人,都要有人;无论是好事坏事,都要有事。歌词要写故事,就要写好故事里的人和事,用歌词写好有故事的词。
歌词是抒情的艺术,而感情总是要寄托于一定的事件之上的。《诗经》中许多诗就有故事背景,如《卫风·氓》《小雅·采薇》等。陆游的《钗头凤·红酥手》来自他和唐婉悲切的爱情故事,岳飞的《满江红·怒发冲冠》发自于抗金的惨烈征战。当代许多歌词也是有故事基础的,比如《春天的故事》(蒋开儒、叶旭全作词)就是以邓小平同志1979年为深圳“画圈”建特区和1992年南巡的历史背景为素材创作的。那么如何用歌词讲好故事?笔者试从叙事歌词的创作入手进行探讨。
一、叙事歌词及其特征
叙事歌词是以叙述故事的方式来反映社会生活的,具有较强的叙述性、故事性、史诗性,歌词通过叙事和讲故事抒发感情、表达思想。大致可分为狭义与广义的两种。狭义的(显性的)叙事歌词具备叙事文体的诸要素并采用叙述方式表达,一般说来都有一个故事或事件原型,基本具备时间、地点、人物以及事情的起因、经过、结果等叙事要素。例如《歌唱二小放牛郎》(方冰作词):“牛儿还在山坡吃草,放牛的却不知哪儿去了,不是他贪玩耍丢了牛,那放牛的孩子王二小……”这是一首标准的叙事歌词,作者采用设问的方式引出故事,其后时间、地点、人物等叙事要素在歌词里都有表述,前几段都是讲事件发生的过程,最后一段用抒情的方式表达了人们的怀念和赞扬之情。当然,在文学作品特别是歌词中,以上六要素并不要求完全具备,或交代的不必十分清楚。如《蓝花花》《王大妈要和平》《老房东查铺》《丹顶鹤的故事》等作品中,某些要素并没有明确交代,但根据作品的流传地域可以推断出大致的时间、地点和事件经过。
广义的(隐性的)叙事歌词是指虽不以叙事为主,但有一定叙事性的歌词。这些歌词往往被当作抒情、亲情、哲理、爱情歌词等,虽不具备叙事文体的全部要素,但也有人物、事件等核心要素。其表述方式除叙述外,还间有说理、抒情等,也有讲述故事、塑造人物的内容。如《采蘑菇的小姑娘》《母亲》《常回家看看》等作品,都具有一定的叙事性。车行作词的《儿行千里》就是一首非常感人的亲情歌曲,歌词描述了儿子远行前母亲送儿的具体细节“衣裳再添几件,饭菜多吃几口,出门在外没有妈熬的小米粥。一会儿看看脸,一会儿摸摸手,一会儿又把嘱咐的话装进儿的兜……”这些细节在叙事当中还融进了抒情意味。
二、叙事性歌词的引申方式
无论是狭义的还是广义的叙事歌词,都不是以叙事本身为目的,而是借事言情、借事悟理,借事表达一种情感或思想。常见的方式有:
1.借事抒情。如《老房东查铺》(石祥、刘薇作词),歌词通过“老房东半夜三更来查铺,手儿里捧着一盏灯”来表达其“胸中的情谊千金重”;通过“战士们千里来野营,爬过了多少山哪越过了多少岭啊,白天练走又练打,梦里还在喊杀声”,来反映“一盏盏红灯一颗颗心,处处都是军民情”和“人民的战士人民爱”这样的军民鱼水深情。
借助故事或情节进行抒情的歌词往往也是以叙事为基础的。以阎肃作词的《前门情思大碗茶》为例,作品通过“我爷爷小的时候常在这里玩耍……如今我从海外归来又见红墙碧瓦……”两个时期的简略叙事,表达了“主人公”对祖国、对家乡的热爱之情。还有登上2021年央视春节晚会的《可可托海的牧羊人》(王琪作词),讲述一名牧羊人和一名养蜂女的爱情故事,歌曲并没有直接讲故事的经过,而是以叙述加抒情的方式来写:“那夜的雨也没能留住你,山谷的风它陪着我哭泣,你的驼铃声仿佛还在我耳边响起,告诉我你曾来过这里。”这首作品语言较朴实,叙事与抒情自然融合,即使不了解故事经过也能被歌曲打动,也说明了有故事的抒情作品要比空洞的抒情更加感人、更易流传。
2.借事悟理,即把叙事升华到哲理的高度。乔羽先生后期的作品多呈现这种境界,他的“三说”(《说聊斋》《说溥仪》《说雍正》)通过简要的故事来表达作者对社会、对人生的思考,把事隐起来,把理说透了,夹叙夹议、情理融合,令人一唱三叹。如《说溥仪》,“既然在人矮檐下,何必埋怨常低头”,讲的是溥仪虽“披一身锦绣”却无自由的现状,进而劝解道,“劝君勿须恼,劝君勿须忧,得罢休时要罢休,抛却了金玉枷锁便是自由。”这是对溥仪的劝说也是人生哲理。此外,乔羽的《黄果树大瀑布》《小糊涂仙浪漫曲》《算盘歌》等也是借人借景借酒说事儿,借事悟理儿,解读人生与社会。
3.借事塑人。文学是人学,塑造人物是文学艺术的重要内容,歌词虽然不以塑造人物为重点,但也有这方面的代表性作品。如汉乐府中的《木兰辞》《陌上桑》就分别塑造了花木兰这个机智勇敢的巾帼英雄形象和罗敷这个貌美品端、活泼亲切的女性形象。当代歌曲里陈晓光的《采蘑菇的小姑娘》、宋小明的《你是这样的人》、张楚的《姐姐》、郑智化的《水手》等歌曲亦为我们塑造了伟人、凡人、老人、小孩等众多艺术形象。曾获“五个一工程”奖的歌曲《老阿姨》(秦新民、陈涛作词)就取材自一段真实的革命往事,主人公是江西省萍乡市莲花县开国将军甘祖昌的夫人龚全珍。1957年,龚全珍随爱人回到莲花县,在乡村教师的平凡岗位上几十年如一日地教书育人,2013年当选为全国道德模范。这首根据老人事迹创作的歌曲并没有直接叙述人物的经历,而是努力传达“跟着走无论是多远,故乡路你心有良田,胜过世间荣耀与光环,只要有更多人幸福的相见”的精神境界。还有歌曲《丹顶鹤的故事》(陈雷、陈哲作词),歌词并没有直接讲故事,而是加了一段叙事的道白:“有一个女孩,她从小爱养丹顶鹤……”之后才是融叙事和抒情的歌词:“走过那条小河,你可曾听说,有一位女孩她曾经来过。走过这片芦苇坡,你可曾听说,有一位女孩她留下一首歌……”通过抒情式的诉说概述了女孩的经历,作品生动感人。
4.借事生趣。歌词有情趣就会显得生动,如石顺义的歌词《女人是老虎》就源于清代袁枚的《子不语·沙弥思老虎》。一个禅宗故事在词作家的笔下被写成了有趣的歌词,通过叙述和人物对话相结合的方式,鲜活生动地造就了一首诙谐的歌曲。雪村的《东北人都是活雷锋》通过歌词“老张开车去东北,撞了,肇事司机耍流氓,跑了,多亏一个东北人,送到医院缝五针,好了……”的叙事,塑造了东北人热情好客、乐于助人的典型形象,说出了“东北人都是活雷锋”的溢美之词。还有《蜗牛与黄鹂鸟》(陈弘文作词)的歌词,表现了两个小动物的“对话”,不但有趣味,也蕴含了一定的人生哲理。
5.借事叙史。史诗性的歌词古今中外、各民族都有。如上世纪90年代热播的电视剧《三国演义》,开场曲《滚滚长江东逝水》的歌词就取自明代文学家杨慎写的《廿一史弹词》(原名《历代史略十段锦词话》),而这部作品中许多内容就是以弹词形式书写的历史。当代歌曲中具有标志性意义的《东方红》《春天的故事》《走进新时代》等虽以抒情为主,但也有一定的叙述性。特别是《走进新时代》(蒋开儒作词)用“我们唱着东方红,当家作主站起来;我们讲着春天的故事,改革开放富起来;继往开来的领路人,带领我们走进新时代”短短几句话形象地浓缩了几十年的历史。
除了写伟人、国家大事,一些平凡人的小故事也同样具有“史”的价值。《父亲写的散文诗》(董玉方作词)就是一首优秀的写父亲的叙事歌曲。“一九八四年庄稼还没收割完,女儿躺在我怀里睡得那么甜,今晚的露天电影没时间去看,妻子提醒我修修缝纫机的踏板,明天我要去邻居家再借点钱,孩子哭了一整天哪闹着要吃饼干,蓝色的涤卡上衣,痛往心里钻,蹲在池塘边上给了自己两拳……”这些细碎而形象生动的叙事处处让人体味着一段岁月的艰难,也生动地记录了一个家庭的历史。
6.借事绘景。近年来,旅游歌曲创作日益红火,许多地方都想借一首歌曲“唱红”,不少歌词中更是罗列了地方的风景名胜,但收效甚微。分析那些成功的作品时会发现,其歌词往往并不是只写风景,甚至很少写具体风光,而多是叙述了一些“故事”。如歌曲《太阳岛上》(邢籁、秀田、王立平作词),其中并无多少景色描写,而是写出了“带着垂钓的鱼杆,带着露营的篷帐,我们来到了太阳岛上。小伙们背上六弦琴,姑娘们换好了游泳装……”这样有故事情节的叙述。另一首广为传唱的《鼓浪屿之波》(张藜、红曙作词)也同样没有写多少景色,而是讲述着“母亲生我在台湾岛,基隆港把我滋养。我紧紧偎依着老水手,听他讲海龙王……”歌词通过一段故事的讲述引发出“鼓浪屿海波在日夜唱,唱不尽骨肉情长”的两岸骨肉之情。这两首作品都是通过简单的叙事增加了景色的亲切与可感性,从而也增强了作品的流传性。
笔者查阅了大量歌词包括许多抒情歌词后发现,许多优秀的歌词中都有叙述性语言和情节,无论作者是不是有意叙事,好的歌词都离不开细节和故事,只是其中所占的比例和表现方式各有不同。可见,歌词创作时作者要能够做到因人因事而写,学会用歌词讲故事,从而写好故事里的事和有故事的词,用歌词讲好我们这个时代的中国故事。
(作者系词作家,中国音乐文学学会副会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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