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纵横杂志  （万山红

1989年，我们第一次把歌剧《原野》带到西方演出，在这之前西方不知道中国歌剧是什么样的，以为那就是中国京剧。我们演出后，他们都震惊了。当时在美国报纸上有铺天盖地的报道。能为国家争得荣誉，我们非常自豪。回国后，我们一鼓作气到各个城市演出，每到一处都受到广大观众的喜爱。有很多人从不喜欢歌剧或者不知道歌剧，到最后听着看着就被剧情“带进去了”，在散场时都激动得流出了眼泪，对歌剧产生了浓厚的兴趣。本文讲述的是我40年的从艺故事。

著名歌剧表演艺术家，国家一级演员，第九、十、十一届全国政协委员万山红

01

因为喜爱，我走上了文艺之路

我出生在黑龙江省伊春市一个充满艺术氛围的家庭，我的母亲王雅茹是一名歌唱演员，父亲是一名戏剧作家。或许是基因的遗传，再加上音乐之家的熏陶，我天生一副好嗓子，从小就爱唱爱跳。在我小时候，父母对我进行了系统的音乐启蒙教育，我立志长大成为一名歌唱家。我在幼儿园就唱歌，从小学一直到初中、高中都担任音乐委员。同时，我也很喜爱戏剧。

1977年，我考入伊春师范大学音乐系，准备毕业后当一名音乐老师。1978年，适逢中国歌剧舞剧院在全国范围招收文艺团体骨干学员，我正好在北京陪母亲看病，看到消息立刻就报名了。现在想起当时考试的情景还是很有意思的：有的老师觉得我有才学，有的老师觉得我长得不好看，有的老师觉得我能表演……最后经过几番讨论，我被录取为文艺团体骨干学员，当了剧院的女主角，从此步入了魂牵梦绕的歌剧艺术殿堂。

我进剧院后第一部担纲主角的戏叫《星光啊星光》。此前有导演觉得我特别适合出演反面人物，让我分别演了黄世仁母亲、媒婆、假古兰丹姆等角色。后来，王亚旗导演让我尝试出演正面角色——歌剧《星光啊星光》的女主角。

没想到，我演完后得到了来自导演、领导、观众的多方好评，于是接下来分别出演了《白毛女》《小二黑》《江姐》《窦娥冤》《原野》等传统歌剧中的很多正面角色。其中，我认为最满意的作品应该是歌剧《原野》。

在这之前，我一直接受老艺术家们的传统教育，按照他们的表演形式和对我的要求来演，绝对不走样，我演的角色很像他们，但是在创新与发展等方面做得不够。直到1987年，我28岁时遇到原创歌剧《原野》，这种情况才有所改变。此前在《原野》的话剧、电影中，女主角金子被诠释得都非常好，但在歌剧中如何刻画金子这个角色是没有先例的，所以对我来说是一个极大的挑战。另外，这个歌剧是按照西洋歌剧唱法来写的，同时作曲家金湘先生还注入了大量的现代音乐写作手法，所以在当时看来，这部歌剧有大量的不协和音，这就打破了我们过去的做法。比如，演唱《洪湖水浪打浪》时有前奏，能够很容易将演员带入角色，但《原野》没有前奏，开篇只有一个不和谐的和弦，演员要在这个和弦里面找到发音的时间，这对我们这种刚从音乐学院毕业的学生来说非常困难，我们摸索了几次，演练都以失败告终。晚上睡不着觉，我就爬起来，在宿舍认真揣摩到底用什么办法来进入。经过再三尝试，我终于找到了窍门——在不和谐中找和谐，即在和弦即将结束前三秒发音，这样便能够很自然地进场。我将自己的想法讲给金湘先生听，他同意让我试一下，结果效果还不错。

导演原本选择由中央音乐学院毕业的学生扮演金子，所以开始我只是编外人员。但我有一种挑战精神，于是找到当时我们中国歌剧舞剧院院长乔羽先生说：“我非常热爱这个角色，我觉得自己能够演好，我是个北方姑娘，我具备金子的性格，能够体会到金子的性格特点、特征和那个年代东北人的那种气质。”乔羽先生被我打动了，于是推荐我加入《原野》剧组，让我成为一个“板凳”演员。当时扮演金子的还有AB组的演员，到最后彩排的时候，每个人都有机会上台展示，我就是抓住了这次展示的机会，获得了大家的认可。最后我不负众望，把这个角色刻画得非常成功，使得这部歌剧在中国第一届艺术节上演。

02

因为用情，唱出了“中国声音”

我因为出演这部《原野》，获得了第六届中国戏剧梅花奖。1989年，我们第一次把它带到西方演出，在这之前西方不知道中国歌剧是什么样的，以为那就是中国京剧。我们演出后，他们都震惊了。我们还参加了第一届奥尼尔戏剧中心的歌剧年会，世界各国的艺术家、导演、剧作家、曲作家等都非常赞赏中国的歌剧表演，当时在美国报纸上有铺天盖地的报道。能为国家争得荣誉，我们非常自豪。

歌剧《原野》剧照，左为万山红委员饰演女主角金子

回国后，我们一鼓作气到各个城市演出，每到一处都受到广大观众的喜爱。有很多人从不喜欢歌剧或者不知道歌剧，到最后听着看着就被剧情“带进去了”，在散场时都激动得流出了眼泪，对歌剧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我认为，虽然《原野》以话剧形式的呈现很成功，但它更适合于用歌剧形式来展现。因为话剧在剧情上的推动虽然精彩，但歌剧有大量的咏叹调，可以把剧中人物没有说的话，用跌宕起伏、高低错落、长短快慢的咏叹调唱出来，极大地渲染和宣泄人物的内心世界。

每当我唱到“人就活一回”的时候，现场都会爆发出雷鸣般的掌声。一次在国外演出，唱完咏叹调后，观众不停地鼓掌，最后我们才知道欧洲观众在此时鼓掌目的是让你再唱一遍他想听的咏叹调。但是我们当时并不知道，观众不停地鼓掌，我们就认为是我们唱得好、演得好，就一直傻傻地接受着不停的掌声……

03

因为苦练，从“板凳演员”到主演

每一次成功，背后都流着大量的汗水、泪水，都付出了辛酸的劳动，甚至有时候是常人不可想象的。记得我来歌剧院的那一年还不到19岁，那时歌剧院有40多个女高音演员，个个都很漂亮，嗓子也好，我自认为长得不漂亮，条件也一般，于是我暗下决心，好好努力、好好用功。当时，中国歌剧舞剧院晚上10点关琴房门，我一定是最后一个离开琴房的人。有时，我还会跟关门的老大爷争吵几句，我还没有练完，怪老大爷准点关门，老大爷不高兴，非要撵我走。

1978年排练《白毛女》时，当时担任我们歌唱老师的郭兰英还很年轻，我也不到20岁。那时郭老师给我们作示范，要求非常严格：上午练功、练形体、学台词、练耳，之后学习音乐史、文化课，一上午的功课排得满满的，下午排戏。有时，白天学完课不能够马上掌握，我就利用晚自习时间复习白天的课程。

郭兰英和李波两位歌唱老师对我非常关心，有时看着我加班练习，会主动过来指点我，然后看我默排。我就抓住机会演给他们看，请他们纠正我的动作，向他们请教。他们看到我很用功，也非常愿意来教我。其间，我还结识了很多演员前辈朋友，却很少有机会和同龄人玩耍。演员前辈们常对新来的演员说：“你们要像万山红那样用功。”

我现在已经60多岁了，还能够再唱，而且还在录专辑、带学生。只不过我的腿和腰不好，就是因为当年练功练得太狠了。但我觉得值得，如果没有这些努力，我不可能被那么多导演看上，也不可能演那么多戏，我没有辜负老师和观众的期望。我非常感谢这些老师、这些前辈，能够取得今天的成绩，是因为他们的谆谆教诲，是因为他们的精神和功力存在了我的身上。

04

因为创新，把江姐塑造得活灵活现

我觉得，作为演员应该始终保留着“不忘初心”那股劲儿，要一直走在学习的路上。所以在成名后，我来到中国音乐学院攻读硕士学位和博士学位，我读硕士时是40岁，读博士时已经50岁。之后，我又转行做了教师。我始终鞭策自己，不要停下来，要努力去迎接人生中的每一次挑战。在演出歌剧《江姐》中所发生的故事，就是又一次令人难忘的挑战。

江姐这个角色我并不陌生：在17岁还很懵懂、不知道江姐是什么样的人物时，我就开始演唱歌剧《江姐》片段、在话剧《江姐》中扮演江姐；1978年刚来中国歌剧舞剧院时，我们搞过歌剧片段训练，我也演过江姐；后来到了中央戏剧学院，我学了导演，我的作业也是《江姐》。这次的挑战是我的毕业大戏——由上海歌剧院制作、我自导自演的《江姐》。之前自己扮演的江姐角色，我认为有一点概念化、英雄化，于是决心在表演中有所创新，把江姐人性化，因为江姐首先是女人、母亲、妻子，然后才是党员、战士。

我想把江姐的人性化特质加强，并尝试作出三个创新：

第一，当看到丈夫的头颅挂在城墙上时，以前我们演的江姐表面是不哭的，但内心在哭，很难过，这次我在排《江姐》时是哭出来的，而且是痛哭。然后配了一段音乐，此时的江姐一下子回到了现实：“我怎么能够在这里痛哭？”这样就把人物的情感和残酷的斗争现实剥离开了。我用一种戏剧化的特殊处理，把江姐框在一个追光灯下，继而将人物的内心，即女人的那一面、爱的那一面展现了出来。尤其是当她唱到爱人彭松涛是怎样介绍自己入党、两人怎样在江边散步的时候，把一个充满人性的女英雄形象展现得淋漓尽致。

第二，以前在第六场，江姐出场时身着蓝旗袍、红毛衣，戴白围巾，我从剧情出发分析认为，她是在经历过酷刑之后被拖到沈养斋的办公室进行下一轮审问的，怎么可能这么光鲜地出场呢？艺术是要讲求美感、可以高于生活，但也要尊重现实。于是，我调整为让两个匪兵把江姐押上来，而且身上血迹斑斑。人物的外在形象虽然很惨烈，但是精神很饱满。尤其是在与沈养斋对话时，江姐唱到“谁不爱花前月下，谁不爱美好生活”，她回忆起和爱人的美好情感时，是很有女人味的；但当江姐正颜厉色地斥责沈养斋“我和你的世界观是不同的，你现在可以对我进行酷刑，但是无论你怎样，你把我的十指扎穿，那我也不会背叛我的组织、背叛我的党！”的时候，她又是充满革命战斗精神的。这是灵魂上的交织与对话，也是我要突出展现的地方。所以，江姐穿的是一件暗红色带有血迹的衣服。

第三，第七场江姐与战友们告别，唱到“五洲人民齐欢笑”那一段时，对她的孩子说：“等到胜利的那一天，你千万千万可不要忘了今天哪！”并含泪歌唱。这一段虽然短，但每次唱到这儿，我都能感受到观众的心是跟我在一起的。我觉得这样的江姐形象是人性化的、是可爱的，这样的江姐才是一个生活中的普通人。共产党员是要为大众做事情，这事情也的确是高尚伟大的，但剧中的人物形象不一定非要抬着举着端着，我不愿意让江姐成为那样的江姐。

05

因为责任，努力撰写提案履职建言

1998年我担任第九届全国政协委员，被分在了文艺界别。当时我才30多岁，在文艺界政协委员中算“小字辈”，不知道在分组讨论时应该如何发言，有一肚子话却因为紧张说不出来。后来，我发现那些老演员、老作曲家、老文学家们很有经验（比如李谷一大姐发言就特别能抓住重点），我就开始认真向他们学习如何当好政协委员，如何撰写提案建言献策，等等，从这些老领导、老同事们身上学到了许多宝贵知识。后来我在担任第十、十一届全国政协委员时被分到了妇联界别。从这一界别的委员身上，我还了解到了各行各业不同的信息，思路也更为开阔。通过学习，我试着发挥自己的特长撰写提案。我想，作为一个艺术家，应该结合自己的本职，为国家的艺术事业发展多建言。

我写过一个有关雕塑的提案。一次，我在国外考察时看到许多城市的重要景点和重要街道都有自己的标志性雕塑，非常具有时代感。回国后我写了一个提案，建议在我国城市的重要街道、街心公园陈列刘胡兰、江姐等为我国作出贡献的英雄人物雕塑，让年轻人牢记他们。这个提案内容得到了有关部门重视并采纳，由吉林省专家李占洋雕塑的刘胡兰像虽然没有陈列于市区街心，但收藏于中央美术学院美术馆，供学生们参观和写生，也使他们得到了良好的爱国主义教育。

我喜欢旅游，我发现国内很多旅游景点放的音乐与环境的风格不吻合，有些很现代的音乐或很“躁”的音乐不适宜在幽静的环境中播放，而应代之以有品位、有文化的音乐。所以，我在提案中建议，国家和地方有关管理部门应加强对山水旅游景点运营单位进行音乐文化知识和音乐审美的培训，比如多听听古筝、琵琶演奏的中国古典音乐等，力求多推出与中国山水文化密切相关的文旅建设项目。

1998—2013年，每年“两会”期间，我都会提交关于如何发展中国歌剧的提案，比如建议国家加大经费预算，定期举办大型歌剧晚会，固定部分经典剧目，以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这些提案得到了国家有关部门的认可与重视。近十年来，国家采取有效措施，促进了中国歌剧的发展。

本文选自《纵横》杂志 2024年第4期“文苑艺林”栏目，万山红口述，张志国采访整理。

口述者系著名歌剧表演艺术家、女高音歌唱家，国家一级演员，第九、十、十一届全国政协委员，全国青联常委，现任中国音乐家协会理事、中国戏剧家协会理事

信息提供：张志国《纵横》杂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