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传媒江湖
记者是一个卑鄙的职业，这个职业可以混淆是非，颠倒黑白，制造弥天大
谎，欺骗亿万受众；这是一个崇高的职业，这个职业可以针砭时弊、揭露
黑暗、鞭挞邪恶、为民请命，担起社会良心的重责。——杨继绳
他是一名与众不同的研究型记者：35年来除发表了数以千记的新闻作品外，还发表了数百篇颇有影响的学术论文，他以记者的敏锐扑捉问题，以学者的深度剖析问题的症结；
他是一个有故事的人：他的文章曾得到过毛泽东、周恩来的批示，但他也是中国新闻
界挨批层次最高的记者，有两届中宣部长都曾经批评过他的文章。
他说，真相是威力强大的炸弹，它会将谎言炸得粉碎；真相是夜空的灯塔，它会照亮
前进的道路；真相是检验真理的试金石，没有真相就没有真理。
他说，在卑鄙与崇高、平庸与神圣之间，没有鸿沟、没有高墙，黑白之道，全凭自己
把握。如果一脚踏进了黑道，就会被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自己写的白纸黑字，是永
远抹不掉的证据。
他说，有权力就有责任，责任与权力是硬币的两面，连在一起，掌握权力而不负责，
就是历史的罪人。
他，就是新华社高级记者杨继绳，也来自湖北。
杨继绳：高级记者、教授
杨继绳，1940年11月出生，湖北浠水人。1966年毕业于清华大学理工学科，入新华
社工作前后35年，新华社高级记者，中国新闻学院教授。曾任新华社天津分社记者、
经济参考报理论部主任、新闻采访中心主任、新闻调查部主任等职。
2015年12月，美国哈佛大学尼曼学会授予杨继绳“莱昂斯新闻良知与正义奖” ，称杨
“是一个榜样，值得那些希望记录人类黑暗而艰难斗争的人学习”。
随后，因故未能出席颁奖礼，杨继绳以文字的形式发表这篇答谢词。
以下为答谢词节选：
感谢评委会将2016年度的新闻良知与正义奖授给我。良知与正义这两个词的份量很
重，加在我身上我承受不起。我只能当作对我的激励和鞭策。
我是很热爱记者这个职业的。我在这个岗位上摔打四十多年，据我的体验和观察，我
是这样评价记者这个职业的：
这是一个卑鄙的职业，这个职业可以混淆是非，颠倒黑白，制造弥天大谎，欺骗亿万
受众；这是一个崇高的职业，这个职业可以针砭时弊、揭露黑暗、鞭挞邪恶、为民请
命，担起社会良心的重责。
这是一个平庸的职业，回避矛盾，不问是非，明哲保身，甘当权势的喉舌；这是一个
神圣的职业，胸怀天下，思虑千载，批评时政，监督政府，沟通社会，使媒体成为立
法、司法、行政之外的第四权力。
这是一个浅薄的职业，只要能够写出通顺的记叙文，不需要多少学识，不需要卓越的
见解，听话顺从，就能如鱼得水；这是一个深不可测的职业，记者不是专业学者，他
需要从整体上研究社会、把握社会，无论有多么渊博的学识、有多么卓越的洞察力，
在复杂多变的社会面前，都会感到学力不足，力不从心。
这是一个舒适而安全的职业，出入于宫阙楼台，行走于权力中枢，灯红酒绿的招待
会、歌舞升平的庆典，访大官，见要人，春风得意，风光无限。
如果用文章与权势投桃报李，今日的书生可能是明日的高官，今日穷酸可能是明日的
富豪；这是一个艰难而危险的职业，且不谈穿梭于枪林弹雨中的战地记者，就是在和
平环境中，调查研究，探求真相，跋山涉水，阻力重重，除暴揭黑，千难万险。一旦
触及到权势集团的痛处，不测之祸从天而降。
是卑鄙还是崇高、是平庸还是神圣、是浅薄还是高深，在于从业者本人的良知、人格
和价值取向。真正的职业记者会选择崇高、神圣、深刻、凶险，鄙视和远离卑鄙、平
庸、浅薄、舒适。
然而，在卑鄙与崇高、平庸与神圣之间，没有鸿沟、没有高墙，黑白之道，全凭自己
把握。如果一脚踏进了黑道，就会被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自己写的白纸黑字，是永
远抹不掉的证据。“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证，高尚是高尚者的墓志铭”这条黑色定律在
记者职场十分盛行。要不被这一黑律逼向卑鄙之路，就得无所畏惧，勇于献身。
这也是我对新闻良知与正义的理解。
要当一名坚持良知与正义的记者是有风险的。我在给新闻专业学生讲课时传授了一个
避险秘诀：“一无所求，二无所惧，自立于天地之间。”无所求，就是不求升官、发
财；无所惧，就是检点自己的行为，不留“辫子”被人抓；不依附权贵、靠自己的人格
和专业独立于世。有了这三条，风险就小多了。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出现了很多坚持良知与正义的记者。在巨大的阻力面前，他们报
道真相，鞭挞邪恶，推动着中国社会前进。
昨日的新闻是今日的历史。新闻和历史的共同点就是信，即真实可信。信，是新闻和
历史的生命。
中国史家历来重视史德：忠于史实，善恶必书，书必直言。以直书为己任，以曲笔为
耻辱的史家，几乎代有其人。为保持史家的节操，许多人不惜以生命为代价。
我们不仅要记住美好，也要记住罪恶，不仅要记住光明，也要记住黑暗。让人们记住
人祸、黑暗和罪恶，是为了今后远离人祸、黑暗和罪恶。
真相有强大的穿透力，它可以冲破行政权力构筑的铜墙铁壁！
真相是威力强大的炸弹，它会将谎言炸得粉碎；真相是夜空的灯塔，它会照亮前进的
道路；真相是检验真理的试金石，没有真相就没有真理。
记者，就是真相的记录者、挖掘者和保卫者。
最后，让我和大家一起，为记者职业祈愿：愿良知和正义的阳光照亮千万个记者、作
家的书桌！愿更多的作品唤醒人类的良知，让正义之光普照地球的每一个角落！
下文是《南风窗》高级记者郭宇宽对话新华社高级记者杨继绳的摘录。看得见历史的残酷
和现实的进步，以及现实的不足。
说真话，做真人
郭：这些年来你是怎么适应记者生涯的种种情况，并且有后来的成就啊？
杨：我把当记者的这三十几年分为3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1968年到1977年，那时候比较
年轻，以见报率为荣，发了稿子就很受鼓舞。紧跟形势跑，拼命写，发表了许多跟潮流的
稿子，粉碎“四人帮”后，我把这个时期的稿子盘点了一下，发现90%的都应该付之一
炬。能留下来的稿子只有两篇，一是1972年与马杰合写的《天津驻军大量占用民房严重影
响军民关系》，另一篇是《天津劳动生产力调查》，这两篇是根据老百姓的呼声写的。十
年的教训使我学会四个字：实事求是。这四个字我虽然早就认识，但真正理解它还是花了
十年的青春的代价。
第二个阶段是改革开放后的十年。新闻事业出现了生动活泼的局面。这个时期我写的稿子
虽然有一些仍算是应景之作，但有一大半确实是自己独立思考的结果。虽然不能完全讲真
话，但可以不讲假话。
第三个阶段是上世纪九十年代，职称评完了，到顶了，没什么后顾之忧，连那些不真不假
的应景之作也很少写了。这十年我尽可能讲真话，力争让自己的文字对得起历史。真正实
现了一个记者的最大的追求：说真话，求真理，做真人。
历史曾让记者付出沉重的人格代价
郭：很多人都就这样过来了，你为什么会是不一样的一个？
杨：这个过程也是很痛苦的，是一个否定自己的过程，特别是否定那些被别人看成是自己
成绩的东西。在我说的第一个十年，曾经有一年上过《人民日报》的12个头条，姚文元讲
话，我们就跑到工厂里，找几个工人谈学习讲话精神深受鼓舞的体会，回来就整一篇稿
子，毛主席讲话就更不要说了，这叫什么新闻记者呀？这段历史我感觉特别惭愧。
当时记者不强调客观，强调党性，而党性就是阶级性，就是你的立场，如果你追求客观就
会被批评是站错了立场，而新闻也被当工具来利用。我还有一个朋友他报道了焦裕禄，说
焦裕禄床头放着两本书，一本是“毛选”一本是刘少奇的“共产党员修养”，后来刘少奇
被打倒了，就改成了放一本书是“毛选”，再后来刘少奇平反了，又成了两本书。
那个时候当记者付出的人格代价太沉重了。
很少怀疑，不敢怀疑
郭：那个时代，是我们国家遭受灾难的年代，你在当时做那些歌颂报道的时候，有没有怀
疑过？
杨：很少怀疑，或者说觉得有问题也不敢往深入怀疑，说起来你会觉得奇怪，我父亲就是
给“三年自然灾害”饿死的，而我当年还歌颂大跃进呢。
我在后来一篇文章里写下，1959年4月底，我正在利用课余时间为学校团委办“五四”青
年节墙报，我儿时的朋友张志柏从湾里匆匆赶到浠水第一中学找我，说：“你父亲饿得不
行了，你赶快回去，最好能带点米回去。”他还告诉我：“你父亲没有力气去刨树皮，饿
得没办法，想到江家堰去买点盐冲水喝，没想到倒在半路上，是湾里的人把他抬回来
的。”我马上到食堂科停伙3天，取出了3斤大米，立即赶回家。走到湾里，发现一切都变
了样：门前的榆树没有皮，白花花的，底下的根也刨光了，剩下一个凌乱的土坑。池塘干
了，邻居说是为了捞蚌放干的。父亲半躺在床上，两眼深陷无神，脸上没有一点肌肉，我
用带回的米煮成稀饭，送到床边，他已经不能下咽了。三天以后就与世长辞。
直到今天我的悔恨也无法弥补，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越来越强烈。
而我最惭愧的是当时我内心竟然没有很大的痛苦，我相信当时政府告诉我们的理由，那是
苏修逼债，自然灾害，所以“少数地方”发生了饥荒。那个时代的人思维方式都被扭曲
了，整天热血沸腾的样子，但连父亲都被饿死了居然也没有太多的痛苦。
那个年代多少人死了，没有呼天抢地的哭声，没有披麻带孝的礼仪，没有送葬的鞭炮和纸
钱，没有同情，没有悲哀，没有眼泪，也没有震惊和恐惧，还觉得自己在建设人间天堂，
那个时代的人灵魂都是麻木的。
谁独立思考谁就被淘汰
郭：但毕竟人是有思考能力的，为什么会这样？
杨：一种原因是出于无知，那个时候的中国人确实对世界上在发生什么毫不了解，对自己
的国家发生了什么也非常懵懂，那个年代的人确实非常单纯，记得我在天津采访工人家庭
的时候，他们生活非常苦，一家三口住五平方米的房子，家里就一辆自行车值钱，还怕被
偷了，得挂在屋里墙上，就过这种生活，他们还觉得自己是主人翁，比美国工人阶级幸福
多了。
除了无知以外，还有一原因，就是整个社会强大的政治压力，使人们根本不敢怀疑，我也
是这样。
谁独立思考就要被淘汰，很多残酷事实就在我眼前发生。1959年春天，有人在厕所的隔板
上发现了“打倒毛”三个粉笔字，惊恐万状，急忙报告学校领导，学校急忙报告公安局，
公安局很快侦破，原来是一位比我高一班的同学写的，他因饥饿而不满，借此发泄。我亲
眼看到他带上手铐被投进了大狱。不停顿的革命大批判，耳闻目睹的严酷惩罚，使人们产
生了一种恐惧心理。这种恐惧不是看到毒蛇猛兽那种陡然产生、陡然消失的恐惧，而是化
解在神经和血液中，成为每个人的生存本能。一切不同意见都被当成异端。人们不仅不敢
批评政策，心里偶尔浮现了不满的想法，立刻就产生恐惧，并迅速主动地把“腹诽”消灭
在萌芽状态。这就实现了全国思想的“一体化”，大家不仅“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
使”，甚至“全体一致地嬉笑怒骂”。
真相被冷酷的系统“自律”掉了
郭：在那种年代一个有良知的记者，难道一点发挥自己能动性的机会都没有么？
杨：很多时候要说真话非常难，首先我前面说了，当记者的往往自己就给真相吓住了，不
敢写了，就算记者敢写，组长害怕了也不行，组长上面还有采编主任，分社社长，总社编
辑，国内部值班室，一层层的过滤，一层层的“顾全大局”，多少真相就被这个冷酷的系
统“自律”掉了。
当然也不能说一点能动性都没有，比如在1972年，我写的《天津驻军大量占用民房严重影
响军民关系》一稿得到了毛泽东和周恩来的批示，作为中共中央文件转发全国，并责令全
军退出所占大量民房，称得上是为民请愿了。当时是轰轰烈烈的，仅北京军区就退出了所
占的民房39万平方米。但是风头过后，后来盖的房子可能比退出来的还要多。当时我曾一
度飘飘然，后来细想起来记者的作用是有限的。
掌权者不能成为“真理中心”
郭：除了适应这种环境，还有没有别的选择？
杨：这种体制下只有三种人，一种是“适应的人”，不仅主动迎合，还可以创造发明，他
们混得如鱼得水；第二种是“消沉的人”，我惹不起你，就躲着你，消极怠工；第三种人
是敢于抗争，力图改变的人，这样的人在我们的文化中是凤毛麟角，但总得有人努力来
做，我们的国家才有希望。
郭：你把你自己看成哪一种？
杨：我说了这么多抱怨的话，其实我蛮幸运的。
作为新华社记者，多年以来，我是有某种特权的，可以接触到其他人无法接触到的社会层
面。我不仅知道了很多与历史教科书上不一致的真实情况，我也看到了城市工人的贫困生
活。作为新华社记者，我更知道以前报纸上的“新闻”是怎样制造出来的，这些“新闻”
怎么成为教育下一代的“历史”，知道新闻机构怎样成为政治权力的“喉舌”。
毫不讳言，我曾经自觉不自觉地干过违背良心的事情，当我明白了这些，这种耻辱感就推
动着我努力去做第三种人。
郭：你这样也算一种大彻大悟吧？
杨：是呀，历史给我们这个民族的教训太深刻了，一个国家如果掌权者不仅是权力中心；
同时又控制信息决定老百姓应该知道什么，成为信息中心；进而决定什么是正确，什么是
错误，成为“真理中心”，这个国家的命运就太危险了。新闻记者就是对历史负责的人，
今天的新闻就是明天的历史，中国古代史学家强调“史德”，他们在修史时坚持善恶必
书，书必直言，为了保持史家的情操，有的人不惜以生命作为代价，这就是社会良心的体
现。
今天的中国和文革年代相比有了很多进步，盛行一时的“事实为政治服务”的做法遭到了
唾弃，“舆论一律”也被打破了。更应该有一些传媒知识分子拿出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
命的史家情怀，比我们这一代人做得更好。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