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一事件在审判前，司法部已定下调子，他们反革命的性质不能推翻，反革命的事实不容更改。

他当时面临何等压力，可以想见。

然而，张先生顶住压力，秉持着律师的责任，坚持「任何人都有被辩护的权利，哪怕是大奸大恶的人」。

他尽全力辩护，几乎做到了最好，最终为姚文元等五人免去了总计13项罪行，为李作鹏免去了两条不成立的罪行：另立中央与谋害毛泽东。

这场辩护后，有人请他去司法部做律师司司长，他婉拒了。他说自己不适合官场。他选择以律师身份，继续担任异端的辩护者。

2000年，他的著作《我的辩词与梦想》获得「当代汉语贡献奖」，颁奖词写道：

「张思之先生的存在，表明了通往自由的旅途中，不仅要做叛徒的吊客，还要做异端的辩护。」

1987年，张先生为另一位异端辩护。

这年5月，发生了「大兴安岭5·6特大森林火灾」。国务院认定：

「造成这场特大森林火灾的直接原因，并不是天灾，也不是坏人破坏。最初火源是林业工人违反规章制度吸烟，以及违反防火期禁止使用割灌机的规定，违章作业造成的。」

包括大兴安岭林业管理局图强林业局局长庄学义在内，多名林业管理人员以「玩忽职守」的罪名，遭到起诉。

但张先生多方了解案情后，认为庄学义无罪，奋力为其辩护。他在庭审现场慷慨陈词：

可惜，他的精彩辩词，并未成功改变庄学义的命运：判处有期徒刑3年。

然而，宣判17年后，2004年，在庄学义案的另一位辩护律师持续不断地推动下，黑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下了再审判决，宣告庄学义无罪。

正如张先生所言，「历史终将证明：这是错误」。

 2008年的一期《南方人物周刊》，以庄学义作为封面。
图片来源：南方人物周刊

90年代后，张先生为更多不平之事奔走。

他先后为一批被指控「颠覆国家政权」或「颠覆政府」的人辩护，为被指控为「非法提供国家秘密」的郑恩宠辩护，为蒙受不白之冤的聂树斌的家属提供法律援助。

聂树斌案是著名冤案。1994年，河北工人聂树斌被怀疑为一起强奸杀人案的嫌疑人遭到逮捕。1995年4月，经过二审终审被判处死刑。2005年，强奸杀人案真凶王书金被捕。2016年12月，最高人民法院第二巡回法庭对聂树斌故意杀人、强奸妇女再审案公开宣判，宣告撤销原审判决，改判聂树斌无罪。
图片来源：新华每日电讯

这一桩桩、一件件案例背后，张先生所展露出来的，是一种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坚决。

即便这些辩护看起来像以卵击石，大多以失败告终——他是一位「屡败屡战」的律师。

他一生打官司，很少获胜，面对的基本全是失败。

这是为异端辩护的结果，但绝非他的耻辱。

他面对的，大多是极为困难或尖锐的案件。这些案件，大多像上文提及的案例那样，早有基调，难以推翻。辩护的失败，就像学者萧瀚所言：

「张思之的失败不是他个人的失败，那是另一种代表了时代和社会的失败，于他自己而言恰恰是最大的成功。」

失败也从未击垮他。

他就像冲向风车的堂吉诃德，绝不放弃，一直用澎湃的热情去博取渺小的希望。正如他自己说的：

「真正的律师，实是一团火，从点燃到熄灭，持续放着光，散着热。艺品高超，仗义执言；爱爱仇仇，义无反顾。」

而这背后支撑着他的，是作为一名律师，作为一个人的良知，是为人权而奋斗的理想。

 2008年，张思之获得佩特拉·凯利奖，以表彰他「为在中国保障人权和建设法制国家及律师制度做出的杰出贡献」。

张先生1927年出生，经历过反右与文革。

时代浪潮下，他无法独善其身，曾被划为北京律师界第一个右派，经历长达15年的劳改。

这对他的影响巨大。

他后来说，自己前半生碌碌无为，还是一位「两头真」。

所谓「两头真」，就是「早年真诚革命，晚年真诚反思」。在2010年接受《律师文摘》访谈时，他直言不讳：

「所谓的真，非常重要的一条就是对党的认识，对毛泽东的认识。我过去认为毛那绝对是神啊，到『文革』时，我在想他老人家还会错吗？他不会错。」

劳改与偶像崇拜的过往，令张先生在改革开放后，开始深刻反思。

他最终决定，后半生要为了人权而奋力抗争。他说：

「作为律师，我认为应当是一个天然的人权主义者。身处封建专制传统绵亘千年不衰的境地，『肉食者』的权利意识历来淡薄，使用法律维护人权恰恰是律师的『正道』。」

2004年，接受《南风窗》专访时，张先生还留下一句名言：

「人权是一个国家最大的面子。」

《我的辩词与梦想》一书中，张思之写道：「从律师实务的角度考虑，要紧的是，案情无论繁简，任务则一：或为民争权，或代民维权，使之由此获得自由与尊严，从而提高其精神境界，进而推动社会的进步与变革。」
作者：张思之
出版社：法律出版社
出版时间：2016年

不过，在这条路上，面对「肉食者」，张先生也时常感到恐惧。

他曾承接过一个案件。当事人的夫人准备同他探讨上诉的辩护事宜。

然而，她刚下火车，电话就遭到掐断，然后被一群身份不明的人强行拽回原审地。

张先生不得不应二审法官邀约，前往原审地交换意见。等他一到达原审地，无论是前往看守所，还是去往机场，始终有警车尾随着他。

张先生说，每当遇到这种情况，他就会想到，不知何时自己可能也会陪着当事人入狱，不可避免地陷入惊恐。

可是，就像鲁迅说的「中国总得有人站出来讲话」。

他选择成为这个人。

2006年，接受《南方周末》采访时，他说去广东办案，有人放话，说您老不来为好，他去了。后来，去山东办案，有人放话，说律师有去无回，他不信这个邪，又去了。

2007年，张思之接受采访。
图片来源：搜狐

这需要莫大的勇气。

但就算自己再恐惧，为了之后其他人不会再恐惧，依然需要去发声，去做这些事。

在张先生心目中，「免于恐惧」正是实现人权的重中之重。

在极端的年代，所有人都活得如履薄冰，可能一不小心就触怒了谁，犯了某种罪，亦或是被不高兴的当权者一句话而投入监狱。

张先生清楚那是怎样的生活，怎样的日子。

他绝不想重蹈覆辙，只希望人们一点点远离恐惧，让人们的正当权益能够得到维护。

所有人都可以公开表达对公共生活的看法，不必战战兢兢。

每个人面对政府都不卑不亢，过着有人权与法律保障的安稳生活。

因此，虽然已在法律界被称为「中国最伟大的律师」，张先生却仍在为弱势者辩护，依然秉持着良知，为了实现人权社会而不断努力着。

70岁时，他说要执业到80岁。

80岁时，又说执业到90岁，还说90岁后若有力量，还要干到底。

张思之在家中。
图片来源：Reuters

遗憾的是，奔波操劳一生后，张先生还是无可奈何地停下了脚步。

他或许是不愿意的。他还没有看到理想实现的那一天。

但是，他的荣耀和良知、理想与坚持，正在传承下去。

事实上，即使生前面对各种困境，他依旧对中国的法治建设保有希望。

他鼓励律师去议政，寄希望于尚存凛然正气的年轻律师，推动法治的进步。

而对于自己，他曾说：

作为一枝带刺的玫瑰，他已身体力行地为后来者做好了榜样。

他不断提醒与刺痛着后来者，告诫他们，不要认输，不要放弃，落实人权与法治的社会，终将到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