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有人曾问我，如此残酷的拍摄环境，脸都被蚊子叮肿了，满身满脸都是鲜血，究竟是什么信念支撑我这样做。我只是想保护鸟，让人们认识它们、爱护它们，与它们永远和谐地相处下去。本文讲述的是我20多年爱鸟护鸟的亲身经历。
我叫聂延秋，祖籍山东，1954年出生于黑龙江省佳木斯市。1959年我5岁时，父亲作为中国共产党培养的第一代火车司机，积极响应国家支援包钢的号召，带着我们一家人来到了包头。所以，我常常自豪地把自己称为包头人。
我从小就喜欢鸟，只要有鸟的地方，都能引起我的兴趣，我喜欢聆听鸟的动人叫声，更喜欢欣赏鸟。正是对鸟的这种特殊的喜爱，使我开始了后来长达20多年（1993—2014）的爱鸟护鸟生涯。
用相机记录家乡野生鸟类
1987年，我当选为第六届内蒙古自治区政协委员，同时担任包头市第四医院院长。从这年开始，我一边努力做好医院院长的工作，一边把保护环境、保护野外鸟类作为我履行政协委员职责的切入点。从那时起，我就开始了系统地调查包头地区野生鸟类资源的工作。
20世纪80年代中期，我在查阅《包头生物资源》这本书时发现，包头地区野生鸟类有141种。在我的观察当中，80年代后期，内蒙古地区自然环境恶化的速度加快，表现最突出的就是草原湖泊的水量越来越少，有越来越多的常年有水的湖泊逐渐干涸。野生动物特别是野生鸟类没有水是不能生存和繁殖的。用什么办法去唤醒人们保护环境、保护野生鸟类的意识？我的能力虽然有限，但我有摄影的业余爱好，于是，一种发自内心的责任感驱使我萌生了一个朴实的想法——用我手中的相机去“拯救”鸟类。
有了这种想法后，我激动得彻夜不眠。从此我开始了在包头周边地区将近4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艰苦拍摄和研究当地鸟类的工作。
由于我从小生长在内蒙古大草原，对那里的一切都非常熟悉，什么季节哪个地方有什么鸟我都很清楚。我在调查中发现了一种野生鸟类叫毛腿沙鸡。1983年前，一到秋末冬初的时候，在包头市区的上空总能看到成百上千的毛腿沙鸡不停地上下翻飞。可惜的是，到了2010年前后，包头上空连一只毛腿沙鸡都见不到了。其间只有20多年的时间，这对人类来讲似乎挺长，但是在自然界中，20多年只是短短的一瞬间啊。
2007年，我完成了第一个独自承担的研究课题——“包头野生鸟类资源调查”。由于包头当时没有这方面的专家，我就把这个课题研究成果带到了北京，请中国鸟类学会来验收。当时接待我的是时任中国鸟类学会秘书长宋杰教授（中国著名鸟类学家、北京师范大学教授）。他看了我的研究材料后很吃惊，问：“你是一个业余工作者？”我说：“我的职业是医生，是一所医院的院长。”宋杰教授连说不可思议。“你怎么能完成这么大的工作量，而且调查得这么详细，你研究的这个课题完成得非常好。”我的研究成果顺利地通过了中国鸟类专家的验收。宋杰教授对我爱鸟护鸟的做法很感动，他特意介绍我拜访了时任中国鸟类学会终身理事长、中科院院士、世界鸟类学家郑光美先生（注：郑光美长期从事动物学教学和鸟类学研究，2023年10月3日在北京逝世，享年91岁）。当时已经70多岁的郑光美先生拉着我的手说：“聂先生，你很不容易啊，我对你很钦佩。你能完成这个研究成果，比你当十个医院的院长作出的贡献都大。”
郑光美先生的这句话对我的激励特别大。此时我又产生了对内蒙古自治区境内所有野生鸟类资源进行调查的想法。从2007年开始，在内蒙古自治区林业厅的大力支持下，我又开始了一次充满艰辛和挑战的课题研究工作。我只有一个坚定而执着的信念：一定要给科学研究、给教育事业、给孩子们留下真实的东西。
20多年（1993—2014），我跑了30万公里，拍摄了40万张野生鸟类的照片。这里面有成功的喜悦，但更多的是失败的沮丧。当我一连跑了几千公里，连一只鸟的影子都没见到时，我伤心死了。
贺兰山岩鹨是内蒙古境内特有的一种鸟，分布地域非常狭窄。我为找到贺兰山岩鹨几下贺兰山，却怎么都找不到它的身影。2003年，我请教专家，遍访当地人，终于得到一个宝贵线索。有人说曾在贺兰山西麓的沙漠中发现过这种鸟，我大喜过望，这是我苦苦寻找了10年的鸟啊。
我匆匆收拾好行李，马上就赶到贺兰山西麓的沙漠——头道沙子。我终于找到它了。但是新的难题出现了：不好拍摄，贺兰山岩鹨在灌木丛中跑个不停，总有树枝遮挡，不好对焦。我费尽九牛二虎之力用了2天时间终于拍摄成功了。目前贺兰山岩鹨数量已经很少，每年12月它从我国北面（蒙古方向）飞来，到阿拉善过冬……拍到它的身影后，我高兴至极。
野外拍摄因为痴迷才能坚持
对黑嘴松鸡的拍摄是更加艰辛的过程。黑嘴松鸡很大，一到春季它发情时就站在树上鸣叫，一叫就是两三个小时，尾巴像孔雀一样开屏，在树上转圈儿炫耀。几十只黑嘴松鸡一块叫，叫声如打梆子声，“嘎嘎嘎，嘎嘎嘎”。叫着叫着，两只公的黑嘴松鸡就跳下树打架，一打就是40多天，天天这样打。它们打架的目的就是为了炫耀和占领地盘，然后开始交配。因为黑嘴松鸡本身很怕人，人一靠近就飞了，所以想拍摄到理想的照片只有提前埋伏。
4月初的时候，呼伦贝尔的温度仍然在零下20—30度，也就是说要冒着严寒和冰冻的艰难风险去拍摄。我每天凌晨2点就要潜伏在雪地里，受冻挨饿都是小事情，最难的是不好判断黑嘴松鸡会蹲在哪棵树上，只能撞运气。如果我潜伏的地方没有黑嘴松鸡，那这一天就白蹲了。即使潜伏的树上有了黑嘴松鸡，但是因树枝的遮挡，还是拍不成。所以我连续几年都没有拍摄成功。
2010年，我终于拍摄成功了，也是仅有的一次成功。那天，在我潜伏不远的树上终于发现了黑嘴松鸡。为了不发出声响，我就在雪上一点一点往前爬。爬了足足有40多分钟，从这棵树绕到那棵树，终于一点一点将黑嘴松鸡发情期间炫耀的全过程全部拍摄了下来。
最不能忍受的是夏季去湿地拍摄片子，那里的蚊虫让人难以忍受。无数的蚊子往眼睛里钻，使我睁不开眼。眼皮被蚊子叮得肿成了大包，用手一抹，满手都是血。在拍摄过程中，相机镜头被蚊子黑压压地包围，我只能不停地用嘴吹才勉强完成了拍照。照相的最佳时间是日出后和日落前的一个小时内，而这段时间恰恰是蚊子最疯狂的时间，是最可怕的！当我扛着四五十斤重的照相器材，又正在拍摄一张十分宝贵的照片时，哪还顾得上赶蚊子？
野生鸟类摄影是我执着的爱
2003年在一次野外摄影时，我不小心掉进了淤泥中，淤泥很快就到了我的腰部，双腿再也拔出不来了。随着时间的推移，我的双脚开始麻木，逐渐失去了知觉。两个多小时后我几乎虚脱了。恰好有一个羊倌赶着羊到水边饮水，我看到他时，想喊已经没有力气了。这个羊倌过来把我救了出来。如果再晚一个多小时，见不到人的话，我就没命了。
还有一次在拍摄完返回途中遭遇暴风雪，这是我经历中最可怕的一次。那天，我们从额尔古纳往海拉尔走，出额尔古纳时，雪下得并不是很大，天气也还好。可走到一半时，12级的狂风暴雪迎面而来，大中午就跟半夜一样，突然间眼前就黑了，真是伸手不见五指。路上的小车，眼看着停下一辆被雪埋一辆，我们的越野车被风刮得摇摇晃晃的，但不敢停下来，坚持着在路上摸索着往前走。100多公里路，我们走了10个小时。那天，只有我们这辆越野车冲了出去，现在想起来都后怕，当时只要一停车，车辆马上就会被雪埋住。第二天在我重返旧路时，才真正感觉到事情的可怕。海拉尔的铲雪车、挖掘机全部投入救援，沿途堆的积雪像山一样，中间开出的路像一条小胡同，车行其中就如同在雪壁边行走。
冬天在山上拍摄更是危机四伏。有一次，当我拍完片子从山上往下走时，不慎从山顶滑到了山谷，十个手指甲全都劈了。十指连心啊！
我曾经是包头市第四医院的院长，大量的医院日常工作使我忙得不可开交。我想方设法，几乎把我那点难得的周末和节假日休息时间，全部用于在外面调查和拍摄野生鸟类。选择做医生，那是尊重了父母的意愿，而搞野生鸟类调查和摄影是我发自内心的执着热爱。2010年前，我开展了“保护环境、珍爱生命万里行”活动，并有幸在全国政协开办了鸟类摄影展。我当时非常希望通过这个活动“行万里路、走进城市、走进农村牧区、走进军营哨卡、走进学校、走进自然保护区”，用精彩的内蒙古野生鸟类摄影图片唤起更多的人关注环境、保护环境、保护野生鸟类的意识，共建和谐自然，恩泽子孙后代。我想让人们知道，在我们身边还有这么多美丽的小鸟由于环境的恶化，生命受到了威胁，我想唤起社会不同层面的人特别是孩子们一起来保护环境，不给子孙后代留下遗憾和眼泪。
本文选自《纵横》杂志2024年第3期“地方风采”栏目。
口述者聂延秋系第六、七届内蒙古自治区政协委员，第八、九届内蒙古自治区政协常委，现任包头市观鸟协会会长，2009年曾荣获中国边境野生生物卫士奖（国家级）
信息提供：张志国（《纵横》杂志）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