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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有绿色竹节花的“中华牌”铅笔是很多人童年的回忆，堪称他们的“人生第一笔”，陪伴无数学子度过成长求学之路。这种铅笔出自我的曾祖父、人称“铅笔大王”的吴羹梅之手，他和他领导的中国第一铅笔有限公司创造了一个时代的传奇。本文就带大家一起回望吴羹梅的创业史及作为铅笔国家标准制定单位之一的中国第一铅笔有限公司的前世今生。
上海建厂
中国第一铅笔有限公司的前身为1935年成立的中国第一家国产铅笔企业“中国标准国货铅笔厂”，创建者是中国制笔协会首任名誉会长、被誉为中国“铅笔大王”的吴羹梅。
在日本横滨高等工业学校读书时的吴羹梅（1930年，中立者，左为郭子春，右为郭耀）
吴羹梅（1906—1990），江苏武进人，是一位爱国实业家和知名的爱国民主人士。除创办中国第一家国产铅笔企业外，他还是中国民主建国会创始人之一，为民建的创立和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新中国成立后，吴羹梅被任命为政务院财政经济委员会委员兼私营企业局副局长，历任第二、三、四届全国政协委员，第五、六、七届全国政协常委；民建第一届中央委员，第二、三、四届中央常委。
1936年10月8日纪念中国标准铅笔厂建厂一周年全厂同仁合影（二排左七吴羹梅）
1928年，吴羹梅以学名吴鼎考取公费留学生，留学日本，目的是学习其先进技术，回国兴办实业，以振兴中华。1929年3月，从东亚预备学校毕业后，他考入横滨高等工业学校，攻读应用化学专业。在横滨高等工业学校读书期间，吴羹梅与台湾嘉义县人郭子春为同班同学，两人后来回国一起创办铅笔厂。在日本留学期间，吴羹梅产生了创办铅笔厂的想法。铅笔在中国的应用范围很广，由于它使用方便、价格低廉等优点，为各行各业所乐用。据吴羹梅的调查，之前也有中国企业投资生产铅笔，但这几家铅笔厂都是半成品加工，因为缺乏技术力量，无力与洋货竞争。当时，外国铅笔在中国大行其道，铅笔在中国的销售量很大，而中国政府每年都要为进口铅笔花去大量的外汇，进口量从1925年的43万多银元增长到1931年的94万多银元。根据以上情况分析，只要制成铅笔，市场是不成问题的。另外制铅笔的主要原料木材、黏土、石墨等在中国并不匮乏。只要经营得当，是可以成功的。
1932年3月，吴羹梅在横滨高等工业学校毕业后，为学到有关铅笔制造方面的专门知识，经人介绍到真崎大和铅笔株式会社的神奈川工场实习。神奈川工场场长叫益田三郎，为人很热情，他热心地向吴羹梅传授了购买原料、机器、产品推销等有关知识，并介绍了一些相关的日本工厂。后来，中国标准国货铅笔厂建厂初期到日本采购机器、原料，就是凭借益田三郎的这些介绍与有关厂家联系的。但是，该厂的关键性技术——铅笔芯的制造，特别是笔芯配方，却是严格保密的。吴羹梅只能在制造笔杆的车间和成品车间实习。
吴羹梅试图通过主管技术的工程师了解内情，但没有成功。他说，没有上面的特许，他无法给予任何帮助。于是，吴羹梅找到真崎大和铅笔株式会社的社长数原三郎，他却劝吴羹梅放弃办厂的念头，回国后当买办，为该厂推销产品。他傲慢地说：“办铅笔工业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即使到你吴鼎二世，你们国内也不会办成铅笔厂、生产出铅笔。还是买我们日本的铅笔吧。”这些话大大伤害了吴羹梅的自尊心，也激发了他的一腔爱国之情。他只是淡淡地说了一句：“不，我要办铅笔厂。”这次不愉快的经历对吴羹梅刺激很大，也成为他办铅笔厂过程中一个不小的动力。后来他在车间工人的帮助下，终于搞到了彩色铅笔的配方。同时，在其他工厂实习的郭子春也掌握了制造普通黑铅芯的技术。
1933年11月，吴羹梅结束了在日本五年的留学生活回到上海，通过熟人介绍，和郭子春一起结识了善于理财的常州老乡章伟士，三人一起开始筹备创建铅笔厂的事宜。当时，中国的铅笔行业正处在萌芽阶段，除在英帝统治下的九龙有一家大华铅笔厂外，1933年天津卢开瑗在北平开设了中国铅笔公司，上海还有一家华文铅笔厂。中国铅笔公司从德国和日本购入铅芯进行加工，华文铅笔厂则用日本生产的白杆铅笔或铅笔半成品在国内加工生产。由于缺乏技术人员，无力与外货竞争，不出两年，两厂先后倒闭。
20世纪30年代，要在上海办铅笔厂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首先碰到的就是资金问题。吴羹梅破釜沉舟，将老家分给他的两间房屋变卖所得4500元以及从亲友处借得的10500元，共15000元全部投入，但这些还远远不够。于是他决意借助日本人勤俭办企业的经验，求实效，不务排场。为筹资，他制定了“多多益善，少少无妨”的原则，采取集腋成裘的办法，每股定为50元，少则一股，多则数十股，一律欢迎。吴羹梅编印了建厂计划书，说明建厂的宗旨、企业的前途、利润的把握等，分别送给各方亲友及知名人士，约请发起人。他在发起倡议书中大声疾呼发展中国自己的民族工业的意义。有时为了争取投资，哪怕只是微不足道的一股，也不知要跑多少路，费多少口舌。就这样，工厂一点点一滴滴，艰难地筹措起资金。跬步细流，资金越来越多，最初资本为银元30000元，后增加为50000元。创办之初，股东多达百数十人之多，但股资超过千元的屈指可数。然而，靠这些小股积攒，最终办成了铅笔厂，实现了愿望。
1934年底，经董监会讨论通过之后，正式以“中国铅笔厂”名称向实业部申请立案，以使工厂合法化。由于此名容易与北平的“中国铅笔公司”混淆，实业部没有通过，建议另换名称，改为“中国国货铅笔厂”后，又没有通过。工厂已筹建到这种程度，却迟迟不能在实业部立案，吴羹梅心急如焚，向实业部的一个科长了解情况，科长建议改称“中国标准国货铅笔公司”。以此申请立案，不久即1935年上半年获得批准。上海教育局局长潘公展投资3000元，并任董事长。董事有吴羹梅、章伟士等六人，后来黄炎培等人也加入成为董事。三个筹建人是工厂的主要管理者：章伟士任经理，因为他擅长财务管理；郭子春是工程师，主管全厂的技术工作；吴羹梅任厂长兼协理，除生产技术外兼管供销业务，还担负向金融界借款的工作。
 1935年10月，初创于上海斜徐路1176号的中国标准国货铅笔厂
资金有了着落，就开始选择厂址、修建厂房、采购机器原料、招募职工。吴羹梅白天忙于采购原材料、筹措资金等事务，晚上教青年工人学习，有时间还要到车间参加实地操作。夜以继日，他培训出我国第一代制笔技术工人、工程师、车间主任和厂长。当时，在中国生产铅笔很多原料都需要从国外进口，如日本和德国的黏土、锡兰的石墨、美国的铅笔柏、日本的油漆等。为了打造真正属于中国自己的铅笔工业并节约成本，吴羹梅一开始就有使用国产原料的想法。在铅笔研发过程中，经过不断的实验和试错，终于用苏州的黏土、湖南的石墨、国产椴木和上海的油漆逐步取代了外国原料，并且发明了无木屑加工等一批属于中国人自己的铅笔制造专利技术。经过一段时间的艰苦努力，他们终于制造出了属于中国人自己的铅笔。
1935年3月15日，上海南市斜徐路1176号租赁的厂房竣工投产。10月8日，中国大陆上第一家能够自己制造铅芯、铅笔板、笔杆及外观加工的全能铅笔制造工厂也是中国人自己的铅笔厂——中国标准国货铅笔厂（简称“中铅”）正式营业。不久，生产出中国第一批国产铅笔。最先生产出来的铅笔为普及型飞机牌“200号好学生”铅笔和“300号小朋友”铅笔。不久，又生产出中档型飞机牌“500号航空救国”铅笔。以“航空救国”命名，是因为航空救国口号同当年国人的爱国心理相一致，所以该铅笔上市后非常受欢迎。到了1937年，中国铅笔厂已能生产高档“鼎牌”绘图铅笔，其寓意是不用等到吴鼎二世，中国人就能生产出高档铅笔。吴羹梅以实际行动有力回击了小日本的傲慢，大长了中国人的志气。在抗战全面爆发前夕，中铅已能生产完全使用国产原材料的低档铅笔——“完全国货”。还生产出了彩色铅笔，有红笔、蓝笔和红蓝铅笔三种。
铅笔成批生产出来了，但要投放市场、打开销路还有相当的困难，首先要面对外国货的大量倾销。当时我国的铅笔市场几乎完全被外国货所占领，这些铅笔高、中、低档俱有，货色齐全。中国民族铅笔工业要和他们竞争是非常困难的，高、中档铅笔的质量比不过德国和美国货，低档铅笔的价格低不过日本货。然而这时，也有一个非常有利的条件，即全国人民高涨的反日爱国情绪和轰轰烈烈的“提倡国货”运动。
九一八事变后，民族危机迫在眉睫，全国抗日浪潮高涨，在工商界也掀起了抵制日货、提倡国货的运动。根据这一形势，吴羹梅请上海市教育局局长潘公展写下“中国人用中国铅笔”八个字印在铅笔上，并制成广告广为宣传，以激发同胞的爱国热情。让中国人民使用国产铅笔，为国产铅笔争一席生存之地，这正是他办铅笔厂的初衷。生产的头批低档飞机牌铅笔——“200号好学生”和“300号小朋友”，产品售价虽略高于日本的低档货，但质量却比之好，而且售价对一般中小学生来说也并非无力购买。因此，在当时反对日货、提倡国货的形势下，这批产品很快在中小学生中赢得了一定的市场，冲出了铺天盖地的外国货的罗网，为自己的产品初步打开了销路。
继“300号好朋友”“200号小学生”之后，工厂又生产出了飞机牌中档铅笔“500号航空救国”和高档绘图铅笔“鼎牌”铅笔。中铅的中高档铅笔虽然质量不如外国同档次产品，但价格较低。而“1号完全国货”低档飞机牌铅笔，其原料完全是国产，是工厂的代表性产品，为了与日本货竞争，这种铅笔以赔本价格投入市场，取代了一部分大量倾销的日本铅笔。
有了合适的产品还要打开销售渠道。当时上海的四大文具批发商几十年来都是卖外国铅笔，对新厂新国产铅笔顾虑很多，怕质次价高销不出，又怕打开销路后厂小不能保证供应，影响销售。吴羹梅为了让四大批发商接受，每天奔走于他们之间，详细介绍生产技术、产品、价格，说明国产铅笔有竞争力。终于，何柏龄的益新教育用品社首先接受，但条件苛刻，产品只能在他的商店里寄卖，而且价格上要打上几个折扣，到期付款时，只付给支票而不是现款。攻破一个缺口之后，其他文具批发商在两个月内也陆续接受了中铅的国产铅笔。随着销量的逐渐增加，后来又陆续打开了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北新书局、大东书局，永安、先施、大新三大百货公司等销售渠道。1936年，中铅还争取到国民政府教育部的大力支持。该部通知全国各级教育厅（局）及各学校，一律采用中国标准国货铅笔厂生产的铅笔书写，而各学校也都乐于采购。此外，交通部所辖之各邮电局，铁道部所辖之各铁路局，也都向中铅定制大批书写铅笔。中铅还曾拿出3000打铅笔赠送给参加第六届全运会的相关人员。很快，中铅生产的铅笔遍布大江南北，进入千家万户，铅笔厂的事业逐步走上了正轨。至抗日战争爆发前夕，铅笔日产量一般能达到200—250罗（每罗12打），最高时逾300罗，月产量达1万罗。产品信誉、销量与日俱增，中铅不仅在上海站稳了脚跟，还逐步扩大了销售区域，东南亚、泰国等地也都留下中铅的踪影。
抗战西迁
中国标准国货铅笔厂经过两年多的苦心经营，正当规模初具、业务蒸蒸日上的时候，国内局势发生了急剧的变化，全面抗战爆发，铅笔厂被迫开始了为期一年多的颠沛生活。
1939年至1940年初，搬迁到重庆的工厂曾被日寇飞机轰炸过两次
1937年七七事变后，日本帝国主义开始对我国大规模地侵略，战火很快逼近上海。吴羹梅的爱国心和事业心决定了他绝不能当亡国奴，绝不能在日本帝国主义的铁蹄下经营工业。同时他也深感国家兴亡，匹夫有责。抗日战争不可能在短期内结束，铅笔制造是文教事业和宣传工作必不可少的工业，当时后方尚无其他铅笔厂，他有责任去填补这一空白，为全民族抗战的神圣大业尽一份应尽的力量。
1937年10月，铅笔厂的机器、原料、半成品等从上海启程开始西迁，一路历尽千辛万苦，先后在武汉和宜昌中途落脚短暂恢复生产，最终于1938年11月到达重庆。吴羹梅在这一过程中因为长期精神紧张和身体疲劳，染上了伤寒。在内迁的艰苦过程中，铅笔厂仍抓紧一切时间坚持生产了几万罗铅笔供给军需民用，并在搬迁前用交通银行批复的六万元贷款全部买了原料黏土、木材、石墨等。在抗战期间，幸赖有了这一大批原料才没有断炊，才得以持续不断地生产出国产铅笔供应市场。在维持生产的过程中，铅笔厂无奈向银行贷款，债台高筑，但吴羹梅始终坚持薄利多销，坚决不卖黑市价，不发国难财。
来到重庆后，经过一段时间的努力，铅笔厂于1939年上半年复工，成为当时大后方唯一的一家铅笔制造厂。在迁川工厂中，中铅也是复工较早的一家。然而在重庆的生产并不顺利，日寇不间断的轰炸使得工厂能生产的时间很少，每月也就能生产几千罗铅笔，从未恢复到上海的月产万罗的水平。大约在1939年至1940年初，工厂有两次被炸，一次吴羹梅受了轻伤，在医院躺了两个多星期。另一次日寇飞机丢下的炸弹炸中了工厂的成品车间，上万罗铅笔付之一炬。而战争期间物价飞涨，原料如柏木、笔铅粉、油漆等的价格增长无不在三四百倍以至千倍以上，同时由于货币贬值，卖出产品所得售价补不进原料。为了维持生产，不得不屡向银行借钱，以致债台高筑。在这种极度困难的情况下，和吴羹梅一起创办铅笔厂的章伟士和郭子春决定重回上海，而吴羹梅却不愿意在日本人的统辖下办实业，哪怕在重庆再艰难，也应尽力维持生产，尽可能多地制造出铅笔支援抗战，哪怕是因此而破产也在所不惜。三人只能分道扬镳，章伟士和郭子春带领一大批技术骨干离开重庆，回到上海重新组建了上海铅笔厂。这次分道对吴羹梅打击很大。过度的劳累和精神上的痛苦使他大病一场，又一次染上了伤寒。这场病甚至差点断送了他的性命。
在重庆的这七年中，虽然维持生产困难、产量有限，但是在吴羹梅的带领下，铅笔厂最终艰难地生存了下来，平均月产量为4000罗，最大程度地维持了抗战后方铅笔的军需民用。抗战期间，各地分厂累计制造铅笔5141.4万支，还给延安送去了三卡车铅笔，从重庆到延安、从城市到窑洞、从战场到教室，从将军、士兵到刚开始一笔一画学写字的孩童，都用了中铅生产的铅笔。作为国家大后方唯一的铅笔厂，中铅在战火纷飞中承担起了维持中国文教事业的重任，缓解了前方急需文化书写用品的燃眉之急。除了铅笔以外，抗战期间中铅下属的中国标准锯木厂制造了大量抗敌前线急需的军用木箱，附属的中和化工厂生产了大量军工所需的化工产品等，大力支持了抗日战争。
重返上海
1945年8月抗战胜利，11月吴羹梅回到上海筹备复厂事宜。1946年2月，中国标准铅笔厂（1942年中国标准国货铅笔厂更名为中国标准铅笔厂）就在上海丹阳路复工了，同时还在东汉阳路296号承购了一个原先由日本人开办的制箱厂作为制板车间。
由于中铅已离开上海多年，上海市场已被吴羹梅之前的合伙人章伟士和郭子春开办的上海铅笔厂占据。吴羹梅考虑再三，决定不自相残杀。在细心调研后，他发现市场上缺少低档铅笔，而数量众多的中小学生嫌中高档铅笔贵，喜欢用低档铅笔。于是，中铅便大批生产低档飞机牌“200号好学生”铅笔投入市场。仰仗中铅的信誉和价格优势，中铅产品很快畅销华东和华北地区，还同上铅产品一起远销南洋，充当了国货输出海外市场的急先锋。与此同时，中铅一直在潜心改进铅笔生产技术，提高产品质量。之前油漆铅笔一直是半机械化半人工操作。后来厂里自己研发成功了自动油漆机，这道工序达到全部自动化，不仅提高了产量，也使油漆出的铅笔更为均匀美观。生产技术的改进，增强了产品的竞争力。经过一系列的努力，中国标准铅笔厂重返上海也算站稳了脚跟。
尽管关起门来是竞争对手，但在对付美国铅笔大肆倾销问题上，吴羹梅、郭子春和章伟士不忘民族气节，团结一致对外。三人每月举行一次聚餐，共同商讨市场划分、产品定价以及如何应付来势汹汹的洋货来保存自己。
中华牌诞生
1949年10月中旬，毛主席在中南海紫云轩请吴羹梅吃饭,毛主席对他说：“用‘铅笔大王’的鼎牌铅笔画作战地图，指挥着百万大军把蒋介石赶到台湾去了，我从延安的窑洞搬到中南海的紫云轩，全靠铅笔伴着我南征北战啦！”从此，“铅笔大王”这个称呼就传开了。
 吴羹梅参加全国政协一届一次会议出席证件
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后，吴羹梅参加了政府工作，先后被任命为中央财经委员会委员（主任委员陈云，副主任委员李富春）和私营企业局副局长（局长为薛暮桥，第一副局长为千家驹）。1949年12月，中国标准铅笔厂股份有限公司率先向政务院财经委员会提出公私合营报告。1950年7月，中国标准铅笔厂股份有限公司被国家政务院财政经济委员会正式批准公私合营，成为上海轻工系统第一家公私合营企业。
中华牌太空笔
公私合营后，中国铅笔厂迎来了新的发展高峰。1953年12月7日，铅笔厂向中央工商行政管理局申请“中华”牌专用商标，1954年6月1日取得中央工商行政管理局颁发的19710号商标注册证。
中华牌101绘图铅笔
当时，新中国正在开展大规模经济建设，因此工程设计制图用的绘图铅笔需求大涨，然而遇到一个颇为棘手的窘境，乃是中国从来没有规格齐全、品质过硬的国产绘图铅笔，大量使用的还是价格昂贵的美国“维纳斯”牌绘图铅笔等舶来品。深受新时代精神感召的中铅职工们为此奋发图强，立志改变此种窘况，制出属于国人自己的高质量绘图铅笔。经过数百次的试验、改进，1954年3月，中铅人终于制成规格齐全、高质量的“中华牌”101绘图铅笔。当时“中华牌”铅笔的硬度有HB、F、H～6H、B～6B等14种规格，可用于笔记抄写、工程设计、机械制图、速写素描、多页复写等。 “中华牌101绘图铅笔”，其名称中的“101”便是向国庆献礼的意思，一举扭转了国外高档绘图铅笔独霸国内绘图铅笔市场的局面。
随后，101绘图铅笔凭借着过硬的质量获得了国家银质奖、轻工部优质产品等称号。1976年12月24日，上海市轻工业局、轻工业品进出口公司、上海百货站等有关单位联合鉴定“中华牌101绘图铅笔”2H、HB两种型号的铅笔质量后确认：铅笔铅芯的各项指标已赶上美国的“维纳斯”绘图铅笔，可列入世界先进水平。美、德、日等国的绘图铅笔就此在我国市场上绝迹。
“中华牌101绘图铅笔”是中国唯一能与国外绘图铅笔一争长短、国内产品无与匹敌的产品，在中国铅笔工业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绿色竹节花的“中华牌101高级绘图铅笔”成为国民记忆，至今畅销不衰。
本文选自《纵横》杂志2024年第5期“人物春秋”栏目，文章略有删节，图片由作者提供，作者系吴羹梅曾孙，现为民建北京市朝阳区星五支部会员，中国制笔协会文创联盟副秘书长
信息提供：张志国《纵横》杂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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