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纵横杂志（程天良）

程天良（左）与谢晋（右）摄于《花轿泪》拍摄现场。《上影画报》记者颜昌铭摄

因研究徐福与谢晋导演会面沟通

谢晋是20世纪后半叶中国最卓越的影视艺术家、名满全国的电影导演，我则是以文为业、不谙影视艺术的一介书生，就职衔而言，其间并无多大关联。之所以能有机会和谢晋结识，得益于我对一位历史人物、2200年前（大秦时代）携“五谷百工”跨海东渡的古人徐福的研究。

出生于书香门第的谢晋虽身处影界银幕间，却始终不忘文史典籍，心底一直深藏着这位历史人物徐福，在他心目中，徐福是一座丰碑式的人物；而我于20世纪90年代初写成《神秘之雾的消散——徐福东渡之谜的今与昔》一书后，更沉迷于徐福研究，对徐福其人其事的研究基本上占据了我的大部分业余时间。我通过查阅权威资料，发现日本哲学家、文化史学者梅原猛曾在《古代幻视·吉野里》一文中直率地表达过他对徐福的感恩与尊崇，并决心将这位古人推上歌剧舞台。1993年，我有幸与谢晋导演见面，并在短暂交谈中说起徐福其人，并建议谢导有机会可以将徐福搬上银幕，不成想本就对这位人物深怀兴致的谢晋导演当即表示“有兴趣”，并表示愿与我共同将这位古人搬上银幕。

徐福其人远在2000多年前的《史记》中便有记载，但由于记述不详，徐福一度被后人认为是传说和神话中的人物。直到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中日考古界相继组织了“徐福故里发现”和“弥生文化遗址在吉野里出土”实地考古调研后（相关报道刊载于1984年4月18日《光明日报》和1989年2月23日日本《朝日新闻》），徐福令名真相才被查明,传说中的徐福终于得正其名返回历史，由此备受世人注目。

经中国中央电视台和日本NHK电视台联合摄制、以徐福东渡为题的纪录片在中日两国同时播放，尤其是1989年11月，正逢日本国家文化节期间的全国性播放曾引起轰动。中国日本史学会会长、复旦大学历史系教授吴杰先生在当时曾高兴地对我说：“久被传说迷雾推向云端的历史伟人终于返回大地、魂归故里，是至为可喜可贺、值得宣扬的一件大事。”正是受吴先生影响，我努力撰成了《神秘之雾的消散——徐福东渡之谜的今与昔》一书，并经由吴先生作序推荐出版，在 “首届徐福国际学术研讨会”上举行了首发式。同年，在北京召开的“纪念徐福东渡2200周年国际学术讨论会”上，经该书的日文译者池上正治引荐，这本书题赠给日本前首相羽田孜。羽田先生打开首页惊呼道：“喔，吴杰先生作序的大作，回去一定拜读!”（注：吴杰当时是在日本知名度极高的中国“知日学者”）该书的出版发行对徐福其人其事的宣传普及起了不小的推动作用。

吉野里挖掘现场

日本学者曾对徐福的历史功绩有过非常高的评价，“弥生文化遗址吉野里出土”考古挖掘主要参与者、毕业于日本国学院考古专业的七田忠昭先生在他的《徐福上陆传说地——佐贺平原上出土的中国城廓》论文中作过如下表述：“我们可以在其中看到以徐福为代表的中国文化（在弥生时代）流入（日本）的实际情形”，由此，“徐福开化日本”（梁启超语，见《饮冰室文集》）和“弥生文化即中国文化”（家永三郎语，见由其主编的《日本文化史》）二说便被融为一体。2200 多年以后，人们终于可以零距离地审视徐福的功绩：开化后人，使日本实现了从蒙昧向文明的跨越。

与谢导初步达成共识

经过不断的交流和沟通，谢导对徐福其人其事的认识日渐增多，对徐福倍加推崇。2002年谢导与来华访问的日本影界名导演新藤兼人的一次会面，为将徐福推向银幕平添了助力。那次会面地点在上海，陪同新藤转道上海专程来拜访谢晋导演的，是我北京的一位老朋友、供职于中央电视台的林晓兵先生。林晓兵毕业于日本早稻田大学，受文化部派遣曾就“儒家文化在日本”专题赴日考察探究多年，与日本各界人物都有交往, 新藤兼人便是其中之一。在访谈中，新藤向谢导详细介绍了徐福在日本民间被敬为祖为神的细节，谢晋导演仔细倾听并认真记录。林晓兵先生后来评价谢导：“平易近人，谦虚谨慎，治学严谨，对徐福其人非常感兴趣。”

其实，徐福的形象在日本自前述的两大考古发现和此后的几经宣传，特别是经日本的另一位徐福研究者、曾经一百多次造访中国的池上正治先生在《徐福形象遍亚洲》一文中的披露，在日本已广为人知。徐福的画像和雕塑遍布日本各地，仅雕塑来说，从九州南方鹿儿岛的串木野至本州北端津经半岛的小泊村就有十余座。我在日本国会图书馆查阅有关资料时发现，就连在日本被奉为至高无上的明治大帝的各种塑像也没有超过两位数，可见徐福在日本的影响。

程天良在徐福村留影

自那以后，凡有与谢晋导演见面的机会，徐福便成了我们对话中涉及最多的话题，其间留下的诸多共识成为我永不忘怀的记忆。随着交流与探讨的不断增多，我和谢晋导演就影片细节的研讨也从初期的泛指漫论，渐次进入“境界”并达成深度共识：“徐福，绝对是应该被搬上银幕的一位历史人物！”

谢导在说此话时，我发现他似乎还有着一种补偿遗憾的韵味，我问他缘由，谢导对我讲了一段他在《鸦片战争》拍摄中的经历。他说，著名电影评论家钟惦棐在与他讨论《鸦片战争》这部电影作品时曾经说过这样的感受：“ 《鸦片战争》全片隐隐笼罩着的，是那种战败于敌国、屈居于他人之下的民族屈辱之感……”由于这部影片是在庆祝香港回归庆典上首映，所表现出来的是一腔收回国土的爱国热情，所以两人此后对外界都再未提起过这种感受。但当时也有一种观点认为，该影片过多表现了某些角色的卖国主义形象，从而否定了这部电影。对这些评判和言论，谢晋导演曾经有过悬在心中的不安和不快。当时兼任全国人大香港特别行政区筹备委员会预备工作委员会主任同时也是谢晋好友的钱其琛支持谢晋。在最后审片阶段，电影拷贝被中共中央办公厅调去在内部放映了一场。国务委员吴仪当时碰到谢晋导演时含笑对他说：“国务院在办公时间都去看你的电影，这可是从来都没有过的事。”影片剧终时，时任国务院总理朱镕基大声而干脆地说了句“很好！”之后，谢晋终于放下了那颗悬持了很久的心。

影事之外的谢晋其人

《鸦片战争》公映成功，剧中一系列杰出的创构以及历史人物的再现被国内外评论家同声赞誉，该作品被称为谢晋艺术生涯的巅峰之作。但公映前该片被有关部门严格审核的事情仍让人难以忘怀，在谢晋的一生中，无论影视事业还是俗务事端，这件事情都算是一件大事，但谢晋导演始终能平静对待。他对我说：“论人论事各有其说嘛。”他的“待己也谦谦，待人也惇惇”的品性和气度使不少即使与之交往颇深的朋友也对他有了更新一层的认知。

在众口交赞中，我不禁想起另一件也是发生在筹备香港回归庆典期间的事儿。当时我兼任《中国文化报》特约记者，应筹备庆典活动的“世纪之光”组委会（该组委会主任为当时的中国文联党组书记高占祥，顾问为王光英、费孝通等四位时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之邀，曾为庆典活动服务过一段时间，我的任务是恭请年逾九旬的钱君匋为大典之庆奉献印作。从陪同京城来人登门造访钱老其人，到驱车跋涉至浙江青田敦请当地政协主席出面协助寻觅符合钱老要求、为数已不多的大块青田料石等，我都亲身参与。大典后数日的7月10日，我撰成《钱君匋大师宝刀不老——“一国两制”巨印制成记》一文，刊于《中国文化报》上以资纪念。

制印之事与拍摄《鸦片战争》这部巨片的辉煌和艰辛在别人看来无可比拟，但谢晋导演却不这么看。在一次采访中，谢导对记者说：“别总把拍电影这事说得那么神乎”，边说还边伸手拍着我的肩膀继续说道：“钱君匋老人虽经众人奔走、拥合着只制成了一方石印，但就参与者在共同办好庆盛典一事的心境上，并无二致，都是一样的热乎。”谢导的这句话说得非常谦虚和暖人。

谢晋在朋辈中那种诚以待人的“敦厚正义老大哥”形象是这么令人难忘，尤其是他在影视事业方面取得的突出成绩更是有目共睹，党、国家和人民也都记在心里。1998年，也就是庆祝香港回归盛典翌年的全国政协九届一次会议期间，谢晋导演当选全国政协常委。极少称赞人的余秋雨先生在他为谢晋画传《足迹》所作序言中盛赞谢晋：“历史给予了他以最真实的文化地位……在上世纪后五十年，中国文艺界中可以列举的，即使是最少数的若干有卓越贡献于国家民族的人士中，也必定会有谢晋的名字。”

谢导心中难以忘怀的亲情

不停地谋划、拍片，不尽地商讨、制作，成年累月地国内外奔走……谢晋导演实实在在是个大忙人。但是谢晋对于家庭，是父母面前的大孝子，是妻子面前的好丈夫，特别是在那几个残疾晚辈子女面前，又是一位罕见的慈父。没与谢晋交往过的朋友对此只是听闻，而我却有过一次近在咫尺的感知经历。

2002年初，我应《文艺报》之约为其专版写过一首“常青树谢晋”的长诗。之前，《文艺报》的约稿函中要求提供一张以谢晋为主题人物的照片，我见随函寄来供参考的几份印有贺敬之、钱学森、季羡林、巴金、谢铁骊、吴冠中等一人一诗一照片的样报，于是不敢怠慢，第一时间告知谢导。因为所约甚急，为防失误，我特地约请《文汇读书周报》首席摄影记者方毓强先生帮忙。数日后，我将诗稿原文送给谢导过目审定，谢导逐行细看过之后指着其中一句“只能在偷闲中，尽你的舔犊与眷顾之情”对我说：“承你记得我对阿四（谢晋导演的儿子）的那份疼爱……”不知其时他脑海里浮现了什么，他抬头看着我说：“这是只有老朋友间才会体察到的……”谢晋导演当时还兼任中国残联副主席，他不但对全国的残疾同胞怀有一种难予眷顾的歉意，对自己这个弱智儿子也有一种“亏欠”之情。

谢导对父母妻儿的关爱，对朋友的坦荡，包括与我探讨如何将徐福搬上银幕的那份真诚，令人终生难忘。

我的文件柜中珍藏着一份20世纪80年代初的《文汇报》副刊，上面一篇写谢晋导演深夜探视来沪拍戏的美籍华裔女演员郭邓如鸯女士的小文《旧谊新叙 寒暖相通》以及若干照片。看到照片上我与谢导对话时那种“气息相闻”的情景，感觉好像是发生在昨天的事情。

本文选自《纵横》杂志2024年第5期“往事追忆”栏目，图片由作者提供，作者系上海华东电力报原主任编辑、《中国文化报》特约记者

信息提供：张志国（《纵横》杂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