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 纵横杂志（吕光）

初入服装设计界

我是济南人，从小爱画画，1983 年考入苏州丝绸工学院（简称“苏工”，现已并入苏州大学）服装设计专业，这是我国第一届服装设计专业本科。这个专业是从香港理工大学服装设计专业“原版引进”来的，当时同步教程、同步教材，被称作“服装界的黄埔一期”。苏工这个专业当年在全国一共招了 8 个学生，其中 2 个是代培，实际报考并录取的只有 6 个。

吕光的苏州丝绸工学院“服装设计专业”大学毕业证书

当时全国范围内只有中央工艺美院（以下简称“工美”，1999 年 11 月 20 日并入清华大学 ,自此更名为清华大学美术学院）和我们学校设有“服装设计”专业课。工美的服装设计课与我们苏工的课程内容有很大不同，他们是传统服装裁剪和传统纹样服装应用，而我们苏工则是学世界服装史、世界服装设计大师及其风格和日本的原型立体裁剪等，这也为我后来的国际视角打下了基础。

学校为了培养新中国的第一代服装设计师，聘来授课的老师基本都是“大咖”。比如，教我们服装工艺这门课的老师，是当时被称为“苏州第一剪”的黄志谨老师。上黄老师的课我们称为“拉小提琴”，因为要实操“手工缝纫”。拿绣花 “翘边儿”工艺来说，我们班几个大男生用一寸长的绣花针左一针扎进去、右一针拉出来，右一针扎进去、左一针拉出来……离远了看就像在拉小提琴。黄老师要求一厘米长度内要缝六个针脚，一节课下来，学生们往往被扎得满手是血。再比如，教我们服装史课的是周锡保老师（1910—1984，上海戏剧学院教授，著有《中国古代服饰史》）。我记得有一次，周老师上课时带到课堂上一件皇家白羽纹的摆裙，那可是真正的古董！周老师用手拉开裙摆，像扇面般展开 180 度，只见裙摆中有如风筝骨架般的一条条竹骨“摆”，每“摆”有若干“节”。周老师用手轻轻拉开其中一“节”，可以清楚地看出拇指大小、玲珑剔透如灯笼般的“骐菱”状的纹样。周老师拿着这件白羽纹摆裙说：“你们看看，三宅一生（日本服装设计师）的设计灵感大半来自这种传统纹样，你根本看不出哪里下针，但出品却立体玲珑，这就是立体裁剪的渊源……”

在苏工学习的这几年，为我以后的设计和研究工作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上大学前，吕光一直跟随山东省艺术学院的吕品教授学习绘画，受益良多。此为吕光为恩师吕品先生画像

与“色”结缘

大学毕业后，我被分配到纺织部直属的中国丝绸工业总公司工作。但没过几年，纺织部被撤销，经过几次机构调整后，我跟随中国纺织工业协会调入中国纺织信息中心（简称“纺信中心”），从此跟“色彩”研究结缘。

我在纺信中心的工作重点，一是纺织服装产品信息、流行趋势的研究和发布；二是研判国际流行趋势在国内相关行业的接轨与推广。服装即时尚。要想研究流行或者时尚，一定要站在前沿即“未来”的角度，但与之相关的基础性研究必须夯实。我们发现，世界上发达国家开展“时尚”领域研究及应用，通常是从“色彩”及其应用开始，然后映射到纺织（诸如家纺和室内设计）领域，最后到其他领域。“色彩应用研究”是一项具有高科技含量的科研项目，每个发达国家几乎都拥有自己的国家级色彩应用研究机构，并从国家层面投入大量的人力、物力进行科学色彩及其规律研究、色彩应用服务及色彩知识普及教育等活动。国际上具有影响力并被公认为权威的三大色彩系统，分别是瑞典的 NCS、美国的蒙赛尔、德国的奥斯特瓦德。中国尚没有一套成熟完整的色彩应用标准体系运用于工业领域以满足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而在色彩的社会化服务方面，更是处于一个起步阶段。

负笈求“色”

为了建立系统的色彩研究体系，纺信中心设立了中国应用色彩研究项目。作为该项目的负责人，我先后被派往中国香港及美国、法国、德国、意大利、英国等地学习，最后一站是瑞典。令我印象最深、收获最大的是 2000 年在瑞典的色彩系统学习，这是我第一次接触到世界著名的三大色彩系统之一——瑞典的 NCS 自然色彩系统；第一次了解到色彩自身的规律是以人的视觉中红、绿、黄、蓝为基本色的四色系统……

色彩研究中有几个基础学术名词：“基本色”就是原始基准色，是唯一的、不能替代的颜色；“色相”指的是色彩的相貌，就是你看到的颜色；“色貌”则是“基本色＋黑或白”，也就是基本色产生的过渡色。

比如，瑞典 NCS 自然色彩系统的色相环图，核心是“红色”“绿色”“黄色”“蓝色”，红和绿是相对抗的，我们称之为“补色”，黄和蓝也是如此。两个基本色之间有 10 级过渡色，组成 40 个色相。它的功能是代表了核心色彩语言的组成。瑞典 NCS 自然色彩系统以黄、蓝、红、绿四个基本色组成 40 个颜色的色相环，与黑、白等距离组合形成 1950 个颜色。颜色一一排列开来，形成所有颜色规律的系统，我们称之为“色谱”。颜色是光反射而来的，因此色谱中的颜色实际上是我们人类可以看到的 95% 以上的自然界的反射色。为了标定自然界的“反射色”，NCS自然色彩系统根据自然光照射在物体上反射的光谱来精确量化颜色。这就是我从瑞典取回的“真经”。一位 NCS自然色彩系统的资深研究员向我炫耀：“我们有世界上最权威的 10 万个基础色彩数据库！这样的技术力量是我们与世界各国色彩文化交流的底蕴和平台。”当时我暗自咬牙，等我回国，一定研究出跟你们不相上下的色彩设计系统。

研以致用，研发中国自己的色彩系统

瑞典 NCS 自然色彩系统负责人托马斯在送我回国时，为我推荐了一位中国的“色彩”老师。他说：“如果在中国色彩系统研究中遇到问题，你可以随时去找他。”

2003 年，即我回国后的第二年，我去浙江大学拜访了这位董太和老师。董老师生于 1916年（2015 年去世），浙江省定海县人，曾留学英国伦敦大学，师从“生理光学之父”怀特（W.D.Wright）教授。董老师在颜色光学方面有着前沿、系统、扎实的理论和实践基础。从 1945年起，他先后在武汉大学、浙江大学等校任教，1984 年经国务院批准，成为光学仪器专业博士生导师。

董老师可谓“中国色彩研究界的泰斗”，他为我在中国色彩系统研究上指出了两条路：“第一，你一定要从基础抓起，色彩的基础就是物理，你知道我在留洋的时候上过谁的物理课吗？爱因斯坦！他教过我基础物理；第二，你要按照国际研究的标准建立一个机构，以这个机构为平台展开国内外色彩的科研和学术交流……”与董老师见面时，我给他带去一份 NCS 自然色彩系统负责人托马斯托我转交的带有托马斯签名的“NCS 色谱”，董老师非常高兴，提出当天在家里请我吃饭。彼时，董老师的爱人也是 80 岁高龄，我清楚地记得那天暖洋洋的阳光和董老师夫妇在厨房忙碌的身影。

瑞典 NCS 自然色彩系统负责人托马斯向吕光颁发证书

2004 年，由我主导的“领先空间商用色彩研究中心”（简称“色研中心”）在北京成立。以这个中心为平台，在董老师的指导下，我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将世界各大色彩系统进行研判、评估，尤其提炼这些系统的原理或者说“立意”。

吕光与“中国色彩研究泰斗”董太和老师合影

到了 2005 年，我们色研中心将世界各国的色彩系统梳理了出来，并绘制成一幅“世界色彩系统综述图谱”。当时，董太和老师不顾 90 岁高龄，亲临了我们的研发现场。董老师听了我们的阶段汇报后，极其睿智地指导说：“人的视觉占人类感官系统的 82%，也就是说人类最主要的感官交流或对世界的认识就是‘色彩’。人类必须掌握管理色彩的方式，在制造和使用色彩的时候，必须建立可以‘定量’的工具。外国人提出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色彩系统早我们 100 多年，但我们中国人有五千年使用色彩、感知色彩文化的历史，你们必须研究出符合中国人掌握和管理色彩的工具……”我特别感激董老师用这样朴素的语言描述出我们亟待解决又“小众”得难以言表的“目标”。作为科研人员，这样朴素的语言不是谁都能提炼出来的，必须学得通透、触类旁通才能有这番感悟！董老师说完，“瞄”了一眼站在他旁边的我说：“我的任务完成了，不能白收你的礼物！”

董老师的指导，实际为我研发中国色彩系统定了基调，最主要有两点，即“自主知识产权”和“基于中国人掌握和使用”。这两点贯穿了我们以后的研究工作，无论是色彩编码还是色彩系统的理论框架，我们都是按照这个做的。

回答中国色彩设计系统的“天问”

对我而言，我学的是服装设计，对色彩的认知是从设计师的角度，也就是从“应用”角度开始的，而董太和老师以及世界各国色彩系统是基于“还原”自然色的角度，这就产生了我们系统创建的价值核心到底是围绕“应用”还是围绕“还原”来进行？是服务于人的感知还是尊重大自然的本原？这个问题一度成了我在设计中国色彩设计系统理论框架时的“天问”！

灵感还是来源于董太和老师的那句话——“我们中国人有五千年使用色彩、感知色彩文化的历史”，我于是开始在古籍中寻找答案。终于，在中国古代学者和发明家博明写成于 1773 年的著作《西斋偶得》中，我找到了答案：“五色相宣之理，以相反而相成，如白之与黑，朱之与绿，黄之与蓝，乃天地间自然之对，待深则俱深，浅则俱浅，相杂而间色生矣。”

博明认为，“五色”相互影响、相互作用的关系，是对比而成的。白与黑、红与绿、黄与蓝是自然而然的对比。“对比”其实是来自于人类视觉的评价。“待”指的是色彩变化，但色彩变化从何感知呢？一定是我们的“视觉”。一方色重，另一方看上去也重；一方色浅，另一方显得也浅，深浅交互作用，就产生万般色彩。博明这段对色彩及其变化的描述于 200 年后的西方有了回应：美国颜色科学家、艺术家奥格登·洛德（1831—1902）在表达色彩的视觉作用时说，色彩“单纯地存在于人类自身的感觉，而不是外部物理世界的绝对因素”。洛德同时还提出了色彩“对比”也就是“评价”的三个主要标准，即纯度（饱和度）、发光度（亮度）和色相。

董太和老师的指引、古人博明的色彩“对比”和洛德的色彩对比的“标准”，这三点决定了“中国色彩设计系统”中的“色彩”来源于人类的视觉（以下简称“视觉色”），这与 NCS 自然色彩系统等西方色彩系统的“自然色”形成了显著区别。

2015 年，我们的色彩设计系统标准由全国颜色标准化技术委员会（SAC/TC120）委员进行投票表决，表决后由委员会秘书处向中国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简称 SAC）提出立项申请。同年12 月，SAC 通过了该申请。之后，由北京领先空间商用色彩研究中心等单位负责《色彩设计系统》国家标准的制定工作。该中心牵头成立了《色彩设计系统》标准制定工作组，用了两年时间，于2018 年完成了色彩设计系统国家标准的制定。从此，中国有了自己色彩设计的标准。

中国国家图书馆馆藏古代文献——博明的《西斋偶得》

为“国旗”“国徽”定色

在我们小时候，有部百看不厌的电影叫《英雄儿女》，其中有句歌词这样唱道：“为什么战旗美如画，英雄的鲜血染红了它。”大家都知道，我国的国旗五星红旗是用英雄烈士的鲜血染红的，但这个鲜血的“红”的程度是怎么确定的呢？没有人能说得出来。根据血液的特征，鲜血凝固五分钟后，红色是最鲜艳的。为了这个“定色”，我们做了一个实验。首先找一张白纸，刺破食指的同时开始计时，当液体转化为固态时，时间为五分钟左右；一旦过了五分钟，血液就会偏“褐色”或“咖啡色”，按色彩理论讲，就是“彩度”会降低，“黑度”会提高。血液刚刚凝固时，我们用测色仪进行观测，这个颜色的编码是“CDS R100b05w15”。你可能看不懂这个编码，但我要骄傲地说，这是完全按照我国拥有自主知识产权、基于“视觉色”理论的《色彩设计系统GB/Z35473-2017》（简称 CDS，即 Colour DesignSystem）中国国家标准制定的。

中国色彩设计系统与世界各大色彩设计系统相比，毫不逊色。第一，我们涵盖了中国传统色彩文化，将中国人的“视觉色”定为八个基本色，分别为红、橙、黄、薇、绿、青、蓝、紫，其中“五行色”（指青、黄、赤、白、黑五色，古代以此五者为正色，也泛指各种色彩）是八个基本色的重要组成部分，在这个基础上又增加了橙、绿、蓝、紫、薇色，总共为十种颜色，但因为黑白趋于无色，所以是八个基本色；第二，与 NCS 自然色彩系统等国际标准相比，我国的色彩设计系统多了一项“评价”功能，即每种色彩对人的视觉感受的影响，这是将“感受”量化的过程；第三，在世界色彩学界，色彩数据库中“颜色数量”的多寡代表着一国色彩科学的前沿性和权威性，我用了 13 年时间，到 2019 年以“视觉色”理论为基础创建了有 43万种颜色的“中国色彩设计数据库”，并推广应用到包括 2020 年为国徽红色在色彩设计系统中的颜色定位等工作。

为中轴线定色

世界著名的色彩系统，也就是色彩领域（工业、设计等）相关人员熟知并常用的、能够称为“色谱系统”的，只有美国蒙赛尔和瑞典自然色彩系统 NCS。我们中国 2018 年正式发布的《色彩设计系统 GB/Z35473-2017》，填补了我国在这一领域的国家空白，并且为色彩研究提供了系统理论。在这一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系统理论下，通过无数次科研实践，在 43 万色数据库的基础上，我们开发出中国色彩设计系统的“大色谱”，共 2740 种颜色。依托于这个研究成果，从 2020 年开始，受北京首华建设经营有限公司高质量发展中心（北京首华建设经营有限公司创建于 1953 年，是北京古建修缮的老牌企业，2019 年成立高质量发展中心）之邀，我与东京国际大学袁畅博士一道，开始着手“北京中轴线历史建筑及环境色彩研究”项目的施行。

2004 年发布的《国旗颜色标准样品》

包含中国传统色彩文化的《色彩设计系 统 GB/Z35473-2017》“ 色 彩 设 计色相环”

为中轴线“测色”，价值何在？或者说，为历史建筑“测色”，价值何在？北京城市建设中确定的“中轴线”，实际上是为这座城市定下了“中心”，明确了正南、正北方向（实际与“正南”“正北”偏差 2 度），这一点古籍和现代研究者都有记述。从中国传统建筑诞生和演进的历史来看，历史建筑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就地取材”的民用建筑，一类是“礼制规制”的皇家建筑。从中国传统文化讲，有堪舆理论、有历史地理理论、有人文地理理论等，聚焦到“色彩”上，则既有“礼制”色彩在建筑上的应用，又有基于神话传说、历史以及宣教等特征的用色传统的传承。

为中轴线、历史建筑等进行测色、进行系统的色彩规律的总结，其价值有二：第一，可以对历史建筑集群区域的色彩进行量化，以为历史文化名城保护提供环境色彩标准的基础依据；第二，通过对北京古建色彩进行标准化、定量化、信息化、国际化（即以色彩为国际通行标准评价），可以将古建修缮、仿古建筑建设等工程活动纳入标准体系——断代标准、修缮频次标准、成本质控标准等体系内。

北京中轴线是自元大都、明清北京城以来北京城市东西对称布局建筑物的对称轴，南起永定门，北至钟楼，直线距离长约 7.8 公里。我们历时两年，对中轴线上的建筑进行取色，取色范围包括中轴线上的建筑以及东西向 1 公里范围内的环境（周边）建筑。这个“取色”，是项目最耗时的部分。大家知道，中轴线上空是“禁飞区”，无法利用无人机拍摄进行取色，于是我们找了北京最流行的交通工具——电动车，分季节、时段进行不同季候、不同光照条件下色彩呈现的取色实验。

首先，我们对中轴线上 28 个典型建筑群进行“建筑颜色量化”大数据分析，以元、明、清、现代 600 多年的建筑颜色历史演变为研究对象，实际上主要是对建筑材质的“附着色”进行取色分析。关于这一点，因为首华建设公司参与过大量北京古建修缮项目，所以能为我们的实验提供极大的便利以及数据支持。

我们用《色彩设计系统 GB/Z35473-2017》43 万色为基础颜色，分析发现：中轴线历史建筑颜色可以分为两大颜色“团组”——以紫禁城为核心的皇家建筑群色彩团组以及由灰色石砖系列色组成的中轴线环境（周边）建筑颜色团组。在上千个建筑取色中，我们选择最典型也是较大色谱面积的“有色系”（橙、红、蓝、绿等）和“无色系（黑、白、灰）”等共 11 个典型颜色进行分析研究。

中轴线上的皇家园林建筑颜色以橙黄和朱红为主色，配以灰白色为辅色，明亮的蓝绿色系列为点缀色。大家对北京历史建筑的印象一般是“红墙黄瓦”，从人文历史角度看，皇权、皇帝的标志性颜色是黄色，而红色既有“统治”的意涵，又有“警戒”“禁区”的功能。而先民就地取材所建的民居，其基材与围合结构则形成了城市基础色调为灰墙灰瓦的城墙、街巷、胡同与合院等。灰色并无色彩特性，一般作为辅助颜色；而黄、红色不仅具备了文化特征，还具备了极高彩度（鲜艳度、饱和度）。无色系的灰砖和高彩度的“红墙黄瓦”形成强烈对比，皇家高楼建筑与民居的灰色低房形成了强烈对比，表达了皇权至上的思想。对比也表现为色彩的主辅相依，传达了中国传统文化作用在历史建筑上的特征。

除对中轴线上的皇家典型建筑色彩进行调查以外，我们还沿着中轴线东西方向各 1 公里的范围，进行历史建筑群整体采集和典型历史建筑颜色的重点提取，并作了量化色彩刺激（“色彩刺激”是色彩心理学名词，意为色彩组合与人的心理的交互反应，不同的色彩组合对人的心理会产生不同的影响）分析和研究。以中轴线东、西 1 公里范围内的建筑颜色为例，30% 的颜色是灰色系，70% 的颜色为其他色系，如橙、黄、红、青、绿、紫、蓝等。色相即太阳光折射下的色彩呈现，黑色量决定了色彩的鲜艳程度，中轴线环境色彩的“黑色量”偏大，使得主色系（即前文测定的 11个中轴线上历史建筑的典型色）相关整体建筑群颜色芜杂、低沉。历史建筑及环境建筑的受阳面和背阳面也对比明显。视觉上，中轴线周边建筑群颜色整体感觉灰暗，到秋、冬季绿植枯萎后，环境呈现彩度下降的特点，使人感觉压抑低沉。当然，雨过天晴之后，中轴线历史建筑的色彩呈现出金碧辉煌的效果，而周边环境建筑的绿、灰则映衬出皇城的伟岸和绚丽。

“北京中轴线历史建筑及环境色彩研究”项目还在进行中，除了为古建修缮和历史文化名城保护提供技术支持外，也希望能为北京中轴线申遗作出自己的贡献。

本文选自《纵横》杂志2022年第11期“往事追忆”栏目，吕光口述，袁畅采访整理，文中图片由口述者提供

   信息提供：张志国（《纵横》杂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