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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平原:如何在时代大潮中,守住中国文化的“根”?|草地·访谈
 发布时间:2020/8/10 浏览次数:606

早年突出学术尊严,后来侧重人间情怀,腾挪趋避中,都是在与时代对话。既坚守象牙塔,撰写中规中矩的学术专著;又对已经制度化了的知识生产,保持一种冷静审视的态度,这是过去30年间我所坚持的学术理念,得失成败均在此


做学问,不仅仅是一种技术活儿。假如将“学问做成了熟练的技术活儿,没有个人情怀在里面,对于人文学者来说,是一个很大的悲哀


首发:8月7日《新华每日电讯》草地周刊

作者:新华每日电讯记者任沁沁

 

如何在时代大潮中,守住中国文化的“根”?怎么做到有所创新、有所转化;既保留本土的历史文化记忆,又避免成为狭隘的民族主义者?著名学者、北大中文系教授陈平原日前出版新书《想象都市》《记忆北京》《学者的人间情怀》《当年游侠人》,《新华每日电讯》草地周刊记者与他进行了深入探讨。

 

陈平原近照。本文图片均由受访者提供

 

以学识为根基

以阅历、心境为两翼

____


草地:为何此时出版这四本书,它们之间有无关联?

 

陈平原:前年三联书店刊行《左图右史与西学东渐——晚清画报研究》,那是专门著作,很厚实,自己看着也安心。去年春天,准备将我有关都市的写作结集,可文章长短不一,不适合做成四五百页的大书,于是分成《想象都市》与《记忆北京》两册。

 

我知道自己的“都市研究”专业性不够,文体驳杂,因其带有强烈的问题意识,不断地在学院与民间、拥抱与拒斥、历史研究与现实感怀之间挣扎,一看就是知识分子而非专门家的立场。虽然谈的是城市,背后支撑的却是“学者的人间情怀”,责编提议干脆把两册谈百年中国读书人心路历程的旧书增订重印。这样配合着看,说不定还另有一番滋味。

 

草地:在您看来,为普通读者而非专门家写作,因而文体上有特殊的追求?

 

陈平原:是的。在我为《读书》创刊20周年撰写的文章中,有这么一段话:“我曾妄加揣测,《读书》的办刊方针,思想上追慕的是《新青年》,文体上神往的则是《语丝》。关于‘语丝文体’,鲁迅概括为‘任意而谈,无所顾忌’,周作人则称是‘古今并谈,庄谐杂出’。这种以知性为主,而又强调笔墨情趣的‘学者之文’,半个世纪后,由于《读书》的出现,而被发扬光大:以学识为根基,以阅历、心境为两翼,再配上适宜的文笔,迹浅而意深,言近而旨远。故作者之进入《读书》,不只需要‘思想’的共鸣,更包括‘文体’的磨合。”(《与<读书>结缘》)如此兼及历史与现实、思想与心情、学问与文章,即便一时半会儿做不到,也都心向往之。

 

像波德莱尔观察巴黎

狄更斯描写伦敦那样理解城市

____

《想象都市》,将城市作为学术话题,聚焦陈平原对城市学与都市研究的思考与感悟成果。围绕北京、西安、开封、香港等充满历史纠葛和文化积淀的城市,在论文衡史中纵论古今,在都市现状中建言献策,颇见他奉行的“人间情怀”。

  

《想象都市》

 

草地:您以城市研究作为透视中国的一个重要视角,看到了一个怎样的中国?它的独特魅力是什么?又潜藏着怎样的问题?

 

陈平原:翻开《想象都市》,打头是这么一段:“同一座城市,有好几种面貌:有用刀剑刻出来的,那是政治的城市;有用石头垒起来的,那是建筑的城市;有用金钱堆起来的,那是经济的城市;还有用文字描出来的,那是文学的城市。我关注这几种不同类型的城市,但兴趣点明显倾向于最后一种。有城而无人,那是不可想象的;有了城与人,就会有说不完的故事。人文的东西,需要不断地去讲述、解说。文献资料、故事传说、诗词歌赋等,这些文字建构起来的都市,至少丰富了我们的历史想象与文化记忆。”之所以特别关注“文学的城市”,不是因为它最重要,而是我比较熟悉,谈起来更有把握。

 

去年年底,我应邀站在前门箭楼上对着镜头谈北京历史文化,前方是熙熙攘攘的商业街,后面则是肃穆庄严的天安门,平时都是仰望,改为俯瞰,感觉大不一样。可见,你的位置、你的阅历、你的学养,决定了你对北京乃至中国城市化进程的理解,包括“魅力”多少、“问题”何在。我的任务是把自家的真实感受——连带无知与偏见——和盘托出,这比假装先知先觉、全知全能要好。

 

2012年,陈平原、夏晓虹在安阳殷墟博物馆留影

 

草地:城市化是中国还正在进行的一个现象,它带来了更美好的生活,也伴随着很多问题,比如拆迁,您如何看待这个过程?

 

陈平原:全世界的城市化过程都不是一帆风顺,往往夹杂着血雨腥风。需要特别关注的是,哪些是必要的丧失,哪些是本可避免的灾难。中国的野蛮拆迁,确实留下了很多遗憾。不过,应严格区分行政权力滥用与改造方案失误,不要一竿子打翻一船人。我们这代人,经历上山下乡,体验过中国城市化的停滞乃至倒退(城市化率——1959年18.41%;1969年17.50%;1979年19.99%),也躬逢改革开放,目睹了中国城市的迅速发展(城市化率——1999年30.89%;2009年46.59%;2019年60.60%)。同样20年,或仅仅增长百分之一,或整整翻了一倍,两种历史场景,我们都是见证者,且有切身体会。既跌至谷底,也见过波峰,我们这一代,应该比未及看到波峰的上一代或想象不出谷底的下一代,都更能理解中国城市化进程的艰难、曲折与辉煌。因此,说话不会走极端。

 

草地:历史文化名城保护和新的建设之间如何取得平衡?

 

陈平原:中国300多座地级以上城市,各有自己的历史文脉,也各有自己的现实处境,城市改造及建设方案应因地制宜,最忌一刀切。针对已获评“历史文化名城”的,“保护”才是“硬道理”。但我深知地方政府追求政绩的压力巨大,而金融与房地产业合成的“推土机”无坚不摧,使得必须花钱的“保护”,远不及能带来GDP的“建设”受欢迎。可也正因为保护“历史文化名城”不太讨人喜欢,才更需要知识者为其仗义执言。

 

草地:去过的城市,哪里给您的印象最深刻,请讲讲您和这座城市的故事。没去过的城市,您最想去哪里?

 

陈平原:在《六城行》中,我曾谈及自己如何在短时间内,辗转于北京、天津、上海、香港、台北、广州这六座中国最为重要的城市,参加关于都市文化建设的学术会议。而这六城又恰好都是我曾经结缘的,因而比较有感觉。在别的文章中,我也谈及若干四五线城市,因船小好调头,其城市规划及街区活化经验更值得借鉴。我当然观察过若干欧美及东亚的繁华都市,也在好些可爱的小城流连过,但那都属于游客的眼光,不具有学术性。去年我给中央文史研究馆提了个议案——为了破解“千城一面”等城市文化建设问题,建议中央文史研究馆牵头,各省市文史馆参加,中央和地方文化旅游、教育研究、城乡建设等相关部门和单位协助,共同编写“城市读本”。若此计划得以落实,我会走更多中国城市。

 

草地:《想象都市》这本书的书名有什么寓意,蕴含您心中理想城市的概念吗,它是什么?

 

陈平原:多年前,为北大出版社的“都市想象与文化记忆”丛书撰写总序,我提及:讨论都市人口增长的曲线,或者供水及排污系统的设计,非我辈所长与所愿;我们的兴趣是,在拥挤的人群中漫步,观察这座城市及其所代表的文化,在平淡的日常生活中保留想象与质疑的权利。偶尔有空,则品鉴历史,收藏记忆,发掘传统,体验精神,甚至做梦、写诗。关注的不是区域文化,而是都市生活;不是纯粹的史地或经济,而是城与人的关系。虽有文明史建构或文学史叙述的野心,但更希望像波特莱尔观察巴黎、狄更斯描写伦敦那样,理解北京、上海、长安等都市的七情六欲、喜怒哀乐。如此兼及“历史”与“文学”,当然是我辈学人的学科背景决定的。

 

坚持自己的理念

学以救弊

____

 

 

《记忆北京》,以上中下三辑,收录陈平原关于北京的历史、文化随笔,从历史记忆、旅游资源、文学想象等多个维度,试图以想象和记忆的碎片,重构一个精神的古都。

 

《记忆北京》

  

草地:您说,从大历史的角度解读这一两百年来中国的命运,北京是个很好的缩影。北京的“特别中国”之处,在哪里?

 

陈平原:20年前,在一次国际学术会议上,我提到北京作为城市研究的巨大潜力。西安作为古都,上海作为新城,都有其独特的魅力,可北京横跨古今,更值得深入研究。上世纪80年代以来,美国加州大学等学术机构通力合作,使得“上海学”成为欧美汉学界的热门话题。上海开埠百余年,其“西学东渐”的足迹十分明显,历史线索清晰,理论框架也比较容易建立。可对于中国的现代化进程来说,上海其实是个特例。相对来说,作为古老中国的首都,加上又是内陆城市,北京的转型更为痛苦,其发展的路径也更加曲折,很难套用现成的理论。读读西方关于城市研究的著述,你会感到很受启发,可用来研究北京,又总有些不太适用——在我看来,这正是北京研究的潜力所在。“北京学”必须自己摸索,因而更有理论创新的余地,这里所说的乃是理想的境界。

 

草地:有人说,住久了,就是故乡。您从广东潮汕来到北京,并把北京当成了第二故乡,这种情感源自什么?在北京学习生活有哪些外地所体会不到的生活趣味?现在您还逛书摊吗?

 

陈平原:住久了,就是家乡,这句话很简单,但有哲理性。我因机缘巧合,博士毕业就在北京落地生根,于是有了提倡“北京学”的短文。倘若当初我落户广州或南京,大概也会有此等情怀。多年前,我为《广东历史文化行》写序,其中提及:“当今中国,生活在大城市里的年轻人,很可能对纽约的股市、巴黎的时装、西班牙的斗牛、里约热内卢的狂欢了如指掌;反而漠视自己身边的风土人情、礼仪习俗以及各种有趣的生活细节。如此看来,单讲‘世界大势’或‘与国际接轨’还不够;还必须学会理解并欣赏各种本土风光——尤其是自己脚下的这一方水土。在大与小、远与近、内与外的参照阅读中,开拓心胸与视野,反省自己身上可能存在的盲信与偏执。可以说,这是现代人精神成长的重要途径。”(《深情凝视“这一方水土”》)

 

所谓“来了,就是某某人”,不该只是各城市主政者的口号或房地产广告,应该成为新旧市民的切身感受与文化认同。作为南方人,我初到北京,确实感觉生活很不方便;但30多年后的今天,因居住环境改善以及物流发达,各地生活方式其实差别不大。至于逛书摊,现在基本上不去了,一来年纪大,二来家里书太多,三来常有朋友及出版社赠送,实在需要时,让学生代买就可以了。

 

2002年,陈平原带学生游陶然亭。

 

草地:北京有太多的名人故居,您觉得如何保护并利用以达到它文化价值的释放?

 

陈平原:2013年,我撰写《“城市”怎样“阅读”》,恰好有这么一段话,可以回答你的问题。以“名人故居”为例,偌大一个北京城,到底能保多少?这里所说的“名人”,是政治家、商人,还是文化人?确定保护名单时,主要考虑建筑,还是着眼人物?是建纪念馆,还是仅仅挂个牌子?所有这些,都必须认真斟酌。我曾在巴黎、伦敦、布拉格、布达佩斯等地寻找作家故居,深知此举关系重大。挂牌纪念,并非越多越好,一代人的判断,须经得起历史的考验。北京市政协讨论应保护的“名人故居”名单,做了好几年,还没有最后定下来。我反对“漫天要价就地还钱”的心态及论述方式,确实需要的才予以保留。另外,我不主张再建鲁迅博物馆、郭沫若纪念馆那样有很高“行政级别”的文保单位,也不认为一说“保护”就必须大张旗鼓,既给编制又给钱。动员民间的力量,参与到此事业中,方是正路。

 

草地:作为千年古都和现代化国际都市的北京,如何在时代潮流中诠释、平衡好角色,古老而又新鲜?

 

陈平原:我关于都市的论述,基于以下假设:第一,城市化进程有很多弊端,但不可抗拒。第二,大城市如何经营管理是个难题,没有万全之计,只能逐步摸索,砥砺前行。第三,政府越来越有钱,城市越建越豪华,但必须坚持以民为本。第四,民众有权利争取更好的生活方式,因此城市的管理者责任重大,而专家则有义务利用自己的专业知识帮助达成这一目标。第五,“作为学者,我们的责任是说出自己相信的、经过深思熟虑的见解;至于领导在不在场,民众爱不爱听,能不能收获掌声或付诸实践,不在考虑之列。”后面这句话出自我的《六城行——如何阅读/阐释城市》。作为读书人,职位高低与学问大小是一回事,能否坚持自己的理念,学以救弊,又是另一回事。

 

学问中有人,有喜怒哀乐

有情怀,有心境

____

 

《学者的人间情怀》,全书共四辑,从学术视角述说人间情怀,以特定角度见证20年来中国学术变迁。陈平原作为文化大家,从自己研究领域出发,融合哲学、宗教、历史等学科,传递出学人对当下社会、人民、社会事件等公共领域的看法和观点。

 

《学者的人间情怀》


草地:这本书,是您个人精神探索的印记,也是对当代中国人文学术的叩问,怎么评价其学术与现实意义?

 

陈平原:《学者的人间情怀》带有特定时代的精神印记,说好说坏都有,至今仍不断被提及。刊行《现代中国》第一辑时,我在“编后”中谈及:“越来越精细的学科分野、越来越严格的操作规则、越来越艰涩的学术语言,在推进具体的学术命题的同时,会逐渐剥离研究者与现实生活的血肉联系。对于人文学来说,这个代价并非微不足道。既投身‘专业化’大潮,又对‘正统派’之得失保持清醒的认识,我以为是必要的。”早年突出学术尊严,后来侧重人间情怀,腾挪趋避中,都是在与时代对话。既坚守象牙塔,撰写中规中矩的学术专著;又对已经制度化了的知识生产,保持一种冷静审视的态度,这是过去30年间我所坚持的学术理念,得失成败均在此。


 1991年10月,陈平原、夏晓虹于泰山顶留影。

 

草地:您说,人生的意义和乐趣不只体现在这些学术论文上;追求的是成为有学问有情趣的“人”,而不是只会做学问的“机器”。什么样的人,是有学问、有情趣的?

 

陈平原:有感于奖惩制度催逼下大量涌现的学术论文越来越远离现实人生,我撰写《人文学的困境、魅力及出路》(2007年):“我想象中的人文学,必须是学问中有‘人’——喜怒哀乐,感慨情怀,以及特定时刻的个人心境等,都制约着我们对课题的选择以及研究的推进。做学问,不仅仅是一种技术活儿。假如将‘学问’做成了熟练的‘技术活儿’,没有个人情怀在里面,对于人文学者来说,是一个很大的悲哀。所以,我首先想说的是,学问中有人,有喜怒哀乐,有情怀,有心境。”这样的人文学,必定与现实存在某种程度的牵挂与勾连。但我对现实也只是保持“遥远的兴趣”,所谓“观察”与“介入”,仅限民生、教育、出版、文化传播等,属于低调的理想主义者。

 

2001年5月,陈平原、夏晓虹在密云水库留影。

 

草地:这些年来,您以冷静审视的学术理念,在历史大潮中怀揣眷恋与情怀,辨析文化思潮,反思大学体制,追忆学问人生……“压在纸背的心情”是什么?

 

陈平原:“压在纸背的心情”这句话,如今常被谈论我的人引用。2010年,我参加复旦大学出版社的“三十年集”丛书,编选了《压在纸背的心情》。为什么这么命名,那是因为:“放长视野,我们这代人的‘阅历’‘观察’以及‘心情’,或许比我们做出来的‘学问’还要有意义。后世的学者,训练、视野以及研究条件都比我们好,但读书时的心情、心气与心境,未必赶得上我们。”为了“给近三十年中国学界的演进提供一份证词”,我编选了这个集子。但最早在哪篇文章提及“压在纸背的心情”,我也忘记了。至于到底是什么“心情”,因时因地因题因文而异,无法一言以蔽之。

 

“当年游侠人”

气势与襟怀

____

 

《当年游侠人》,以随笔形式,表达个人感怀与学术发现,引领读者回到历史现场。该书以上中下三辑,缕述百余年来活跃于思想、文化与学术领域的名家大师,如晚清以来著名文人寄禅、康有为、丘逢甲、章太炎、刘师培、黄侃等;五四一代知识分子蔡元培、许寿裳、陈寅恪、胡适、许地山、林语堂、成舍我等;以及陈平原师友金克木、唐弢、季镇淮、程千帆、王瑶、金庸等。

 

《当年游侠人》


草地:晚清以降,中国历经沧桑巨变,一批文化精英走上时代前沿为民族命运鼓与呼,国士之风,慷慨悲烈。兼有政治符号和学术积淀的他们,其精神风范对于后来者有何启发?

 

陈平原:多年前,我在《与学者结缘》中称,并非每个文人都经得起“阅读”,学者自然也不例外。在觅到一本绝妙好书的同时,遭遇值得再三品味的学者,实在是一种幸运。由于专业需要,研究者一般必须与若干在世或早已谢世的前辈学者对话。“对话”与“结缘”,在我看来颇有区别,前者注重学理之是非,后者则兼及其人格魅力。大概是天性好奇,品尝过美味佳肴,意犹未尽,又悄悄溜进厨房去侦查一番,于是有了这些专业以外、不登大雅之堂的“考察报告”。《当年游侠人》中所谈论的各位,确实如你所说,其精神风范值得追摹与表彰。但我不希望把他们符号化,而是更关注其言行与著述中隐含着的作者的真性情,或者说某种不可复制的生命体验。

 

草地:笔下有神,您的文字展现了游侠人特立独行的精神、气质、趣味及人格魅力,书中哪一位学人对您个人影响最大?

 

陈平原:在《中国现代学术之建立》及《触摸历史与进入五四》等书中,我再三强调,晚清一代和五四一代,从人际关系到思想学问,都密不可分。因此,我要求我的研究生必读八个人的文集:蔡元培、章太炎、梁启超、王国维、周树人(鲁迅)、刘师培、周作人、胡适。故意不按各自登台表演的时间,而是出生年月排列,你一下子就明白,那个时代的思想、文化、学术是如何“犬牙交错”的。私底下,我确实说过这样的话:“读鲁迅的书,走胡适的路。”这句话,包含我对历史情境及文化命脉的理解,对道德激情的把握,以及对启蒙主义与理想主义的想象。有人不以为然,有人会心一笑,有人穿凿附会,日后有机会我再认真阐释。

 

2018年,陈平原、夏晓虹在绍兴蔡元培故居留影。

 

草地:游侠毕竟当年人,当前出现的学术造假等现象,与学风严谨的“游侠精神”格格不入。当代中国需要怎样的治学精神和学术人格?当代学人应如何守正创新,推动社会进步,民族发展?

 

陈平原:“学术造假”针锋相对的,应该是严谨、求实、认真、规范的学风,这与“游侠精神”没有什么关系。可以这么说,特立独行的游侠,一定要延伸到学界,那就是力求“创新”;至于是否“守正”,反倒无所谓。之所以这么较真,咬文嚼字,是不希望把眼下的所有需求,都直接投射到历史人物那里。反过来,如果一切以我的立场及趣味为中心,很可能缩小了“当年游侠人”的气势与襟怀。当代中国学人自有来路、意气与陷阱,晚清以降,无数读书人上下求索,其可爱及感人之处,不在那些随时可以撕下的标签,而是那种“拔剑四顾心茫然”的真诚与痛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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