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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原记者杨继绳:记者,可以崇高,也可以卑鄙
 发布时间:2021/8/24 浏览次数:189

来源:传媒江湖

记者是一个卑鄙的职业,这个职业可以混淆是非,颠倒黑白,制造弥天大
谎,欺骗亿万受众;这是一个崇高的职业,这个职业可以针砭时弊、揭露
黑暗、鞭挞邪恶、为民请命,担起社会良心的重责。——杨继绳


他是一名与众不同的研究型记者:35年来除发表了数以千记的新闻作品外,还发表了数百篇颇有影响的学术论文,他以记者的敏锐扑捉问题,以学者的深度剖析问题的症结;


他是一个有故事的人:他的文章曾得到过毛泽东、周恩来的批示,但他也是中国新闻

界挨批层次最高的记者,有两届中宣部长都曾经批评过他的文章。


他说,真相是威力强大的炸弹,它会将谎言炸得粉碎;真相是夜空的灯塔,它会照亮

前进的道路;真相是检验真理的试金石,没有真相就没有真理。


他说,在卑鄙与崇高、平庸与神圣之间,没有鸿沟、没有高墙,黑白之道,全凭自己

把握。如果一脚踏进了黑道,就会被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自己写的白纸黑字,是永

远抹不掉的证据。


他说,有权力就有责任,责任与权力是硬币的两面,连在一起,掌握权力而不负责,

就是历史的罪人。


他,就是新华社高级记者杨继绳,也来自湖北。



杨继绳:高级记者、教授

杨继绳,1940年11月出生,湖北浠水人。1966年毕业于清华大学理工学科,入新华

社工作前后35年,新华社高级记者,中国新闻学院教授。曾任新华社天津分社记者、

经济参考报理论部主任、新闻采访中心主任、新闻调查部主任等职。


2015年12月,美国哈佛大学尼曼学会授予杨继绳“莱昂斯新闻良知与正义奖” ,称杨

“是一个榜样,值得那些希望记录人类黑暗而艰难斗争的人学习”。


随后,因故未能出席颁奖礼,杨继绳以文字的形式发表这篇答谢词。


以下为答谢词节选:


感谢评委会将2016年度的新闻良知与正义奖授给我。良知与正义这两个词的份量很

重,加在我身上我承受不起。我只能当作对我的激励和鞭策。


我是很热爱记者这个职业的。我在这个岗位上摔打四十多年,据我的体验和观察,我

是这样评价记者这个职业的:


这是一个卑鄙的职业,这个职业可以混淆是非,颠倒黑白,制造弥天大谎,欺骗亿万

受众;这是一个崇高的职业,这个职业可以针砭时弊、揭露黑暗、鞭挞邪恶、为民请

命,担起社会良心的重责。


这是一个平庸的职业,回避矛盾,不问是非,明哲保身,甘当权势的喉舌;这是一个

神圣的职业,胸怀天下,思虑千载,批评时政,监督政府,沟通社会,使媒体成为立

法、司法、行政之外的第四权力。


这是一个浅薄的职业,只要能够写出通顺的记叙文,不需要多少学识,不需要卓越的

见解,听话顺从,就能如鱼得水;这是一个深不可测的职业,记者不是专业学者,他

需要从整体上研究社会、把握社会,无论有多么渊博的学识、有多么卓越的洞察力,

在复杂多变的社会面前,都会感到学力不足,力不从心。


这是一个舒适而安全的职业,出入于宫阙楼台,行走于权力中枢,灯红酒绿的招待

会、歌舞升平的庆典,访大官,见要人,春风得意,风光无限。


如果用文章与权势投桃报李,今日的书生可能是明日的高官,今日穷酸可能是明日的

富豪;这是一个艰难而危险的职业,且不谈穿梭于枪林弹雨中的战地记者,就是在和

平环境中,调查研究,探求真相,跋山涉水,阻力重重,除暴揭黑,千难万险。一旦

触及到权势集团的痛处,不测之祸从天而降。


是卑鄙还是崇高、是平庸还是神圣、是浅薄还是高深,在于从业者本人的良知、人格

和价值取向。真正的职业记者会选择崇高、神圣、深刻、凶险,鄙视和远离卑鄙、平

庸、浅薄、舒适。


然而,在卑鄙与崇高、平庸与神圣之间,没有鸿沟、没有高墙,黑白之道,全凭自己

把握。如果一脚踏进了黑道,就会被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自己写的白纸黑字,是永

远抹不掉的证据。“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证,高尚是高尚者的墓志铭”这条黑色定律在

记者职场十分盛行。要不被这一黑律逼向卑鄙之路,就得无所畏惧,勇于献身。


这也是我对新闻良知与正义的理解。


要当一名坚持良知与正义的记者是有风险的。我在给新闻专业学生讲课时传授了一个

避险秘诀:“一无所求,二无所惧,自立于天地之间。”无所求,就是不求升官、发

财;无所惧,就是检点自己的行为,不留“辫子”被人抓;不依附权贵、靠自己的人格

和专业独立于世。有了这三条,风险就小多了。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出现了很多坚持良知与正义的记者。在巨大的阻力面前,他们报

道真相,鞭挞邪恶,推动着中国社会前进。


昨日的新闻是今日的历史。新闻和历史的共同点就是信,即真实可信。信,是新闻和

历史的生命。


中国史家历来重视史德:忠于史实,善恶必书,书必直言。以直书为己任,以曲笔为

耻辱的史家,几乎代有其人。为保持史家的节操,许多人不惜以生命为代价。


我们不仅要记住美好,也要记住罪恶,不仅要记住光明,也要记住黑暗。让人们记住

人祸、黑暗和罪恶,是为了今后远离人祸、黑暗和罪恶。


真相有强大的穿透力,它可以冲破行政权力构筑的铜墙铁壁!


真相是威力强大的炸弹,它会将谎言炸得粉碎;真相是夜空的灯塔,它会照亮前进的

道路;真相是检验真理的试金石,没有真相就没有真理。


记者,就是真相的记录者、挖掘者和保卫者。


最后,让我和大家一起,为记者职业祈愿:愿良知和正义的阳光照亮千万个记者、作

家的书桌!愿更多的作品唤醒人类的良知,让正义之光普照地球的每一个角落!


下文是《南风窗》高级记者郭宇宽对话新华社高级记者杨继绳的摘录。看得见历史的残酷

和现实的进步,以及现实的不足。 


说真话,做真人


郭:这些年来你是怎么适应记者生涯的种种情况,并且有后来的成就啊? 

杨:我把当记者的这三十几年分为3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1968年到1977年,那时候比较

年轻,以见报率为荣,发了稿子就很受鼓舞。紧跟形势跑,拼命写,发表了许多跟潮流的

稿子,粉碎“四人帮”后,我把这个时期的稿子盘点了一下,发现90%的都应该付之一

炬。能留下来的稿子只有两篇,一是1972年与马杰合写的《天津驻军大量占用民房严重影

响军民关系》,另一篇是《天津劳动生产力调查》,这两篇是根据老百姓的呼声写的。十

年的教训使我学会四个字:实事求是。这四个字我虽然早就认识,但真正理解它还是花了

十年的青春的代价。 

第二个阶段是改革开放后的十年。新闻事业出现了生动活泼的局面。这个时期我写的稿子

虽然有一些仍算是应景之作,但有一大半确实是自己独立思考的结果。虽然不能完全讲真

话,但可以不讲假话。 

第三个阶段是上世纪九十年代,职称评完了,到顶了,没什么后顾之忧,连那些不真不假

的应景之作也很少写了。这十年我尽可能讲真话,力争让自己的文字对得起历史。真正实

现了一个记者的最大的追求:说真话,求真理,做真人。 


历史曾让记者付出沉重的人格代价 


郭:很多人都就这样过来了,你为什么会是不一样的一个? 

杨:这个过程也是很痛苦的,是一个否定自己的过程,特别是否定那些被别人看成是自己

成绩的东西。在我说的第一个十年,曾经有一年上过《人民日报》的12个头条,姚文元讲

话,我们就跑到工厂里,找几个工人谈学习讲话精神深受鼓舞的体会,回来就整一篇稿

子,毛主席讲话就更不要说了,这叫什么新闻记者呀?这段历史我感觉特别惭愧。 

当时记者不强调客观,强调党性,而党性就是阶级性,就是你的立场,如果你追求客观就

会被批评是站错了立场,而新闻也被当工具来利用。我还有一个朋友他报道了焦裕禄,说

焦裕禄床头放着两本书,一本是“毛选”一本是刘少奇的“共产党员修养”,后来刘少奇

被打倒了,就改成了放一本书是“毛选”,再后来刘少奇平反了,又成了两本书。 

那个时候当记者付出的人格代价太沉重了。 


很少怀疑,不敢怀疑 


郭:那个时代,是我们国家遭受灾难的年代,你在当时做那些歌颂报道的时候,有没有怀

疑过? 

杨:很少怀疑,或者说觉得有问题也不敢往深入怀疑,说起来你会觉得奇怪,我父亲就是

给“三年自然灾害”饿死的,而我当年还歌颂大跃进呢。 

我在后来一篇文章里写下,1959年4月底,我正在利用课余时间为学校团委办“五四”青

年节墙报,我儿时的朋友张志柏从湾里匆匆赶到浠水第一中学找我,说:“你父亲饿得不

行了,你赶快回去,最好能带点米回去。”他还告诉我:“你父亲没有力气去刨树皮,饿

得没办法,想到江家堰去买点盐冲水喝,没想到倒在半路上,是湾里的人把他抬回来

的。”我马上到食堂科停伙3天,取出了3斤大米,立即赶回家。走到湾里,发现一切都变

了样:门前的榆树没有皮,白花花的,底下的根也刨光了,剩下一个凌乱的土坑。池塘干

了,邻居说是为了捞蚌放干的。父亲半躺在床上,两眼深陷无神,脸上没有一点肌肉,我

用带回的米煮成稀饭,送到床边,他已经不能下咽了。三天以后就与世长辞。 

直到今天我的悔恨也无法弥补,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越来越强烈。 

而我最惭愧的是当时我内心竟然没有很大的痛苦,我相信当时政府告诉我们的理由,那是

苏修逼债,自然灾害,所以“少数地方”发生了饥荒。那个时代的人思维方式都被扭曲

了,整天热血沸腾的样子,但连父亲都被饿死了居然也没有太多的痛苦。 


那个年代多少人死了,没有呼天抢地的哭声,没有披麻带孝的礼仪,没有送葬的鞭炮和纸

钱,没有同情,没有悲哀,没有眼泪,也没有震惊和恐惧,还觉得自己在建设人间天堂,

那个时代的人灵魂都是麻木的。 


谁独立思考谁就被淘汰 


郭:但毕竟人是有思考能力的,为什么会这样? 


杨:一种原因是出于无知,那个时候的中国人确实对世界上在发生什么毫不了解,对自己

的国家发生了什么也非常懵懂,那个年代的人确实非常单纯,记得我在天津采访工人家庭

的时候,他们生活非常苦,一家三口住五平方米的房子,家里就一辆自行车值钱,还怕被

偷了,得挂在屋里墙上,就过这种生活,他们还觉得自己是主人翁,比美国工人阶级幸福

多了。 

除了无知以外,还有一原因,就是整个社会强大的政治压力,使人们根本不敢怀疑,我也

是这样。 

谁独立思考就要被淘汰,很多残酷事实就在我眼前发生。1959年春天,有人在厕所的隔板

上发现了“打倒毛”三个粉笔字,惊恐万状,急忙报告学校领导,学校急忙报告公安局,

公安局很快侦破,原来是一位比我高一班的同学写的,他因饥饿而不满,借此发泄。我亲

眼看到他带上手铐被投进了大狱。不停顿的革命大批判,耳闻目睹的严酷惩罚,使人们产

生了一种恐惧心理。这种恐惧不是看到毒蛇猛兽那种陡然产生、陡然消失的恐惧,而是化

解在神经和血液中,成为每个人的生存本能。一切不同意见都被当成异端。人们不仅不敢

批评政策,心里偶尔浮现了不满的想法,立刻就产生恐惧,并迅速主动地把“腹诽”消灭

在萌芽状态。这就实现了全国思想的“一体化”,大家不仅“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

使”,甚至“全体一致地嬉笑怒骂”。 


真相被冷酷的系统“自律”掉了 


郭:在那种年代一个有良知的记者,难道一点发挥自己能动性的机会都没有么? 

杨:很多时候要说真话非常难,首先我前面说了,当记者的往往自己就给真相吓住了,不

敢写了,就算记者敢写,组长害怕了也不行,组长上面还有采编主任,分社社长,总社编

辑,国内部值班室,一层层的过滤,一层层的“顾全大局”,多少真相就被这个冷酷的系

统“自律”掉了。 

当然也不能说一点能动性都没有,比如在1972年,我写的《天津驻军大量占用民房严重影

响军民关系》一稿得到了毛泽东和周恩来的批示,作为中共中央文件转发全国,并责令全

军退出所占大量民房,称得上是为民请愿了。当时是轰轰烈烈的,仅北京军区就退出了所

占的民房39万平方米。但是风头过后,后来盖的房子可能比退出来的还要多。当时我曾一

度飘飘然,后来细想起来记者的作用是有限的。 


掌权者不能成为“真理中心” 


郭:除了适应这种环境,还有没有别的选择? 

杨:这种体制下只有三种人,一种是“适应的人”,不仅主动迎合,还可以创造发明,他

们混得如鱼得水;第二种是“消沉的人”,我惹不起你,就躲着你,消极怠工;第三种人

是敢于抗争,力图改变的人,这样的人在我们的文化中是凤毛麟角,但总得有人努力来

做,我们的国家才有希望。 

郭:你把你自己看成哪一种? 

杨:我说了这么多抱怨的话,其实我蛮幸运的。


作为新华社记者,多年以来,我是有某种特权的,可以接触到其他人无法接触到的社会层

面。我不仅知道了很多与历史教科书上不一致的真实情况,我也看到了城市工人的贫困生

活。作为新华社记者,我更知道以前报纸上的“新闻”是怎样制造出来的,这些“新闻”

怎么成为教育下一代的“历史”,知道新闻机构怎样成为政治权力的“喉舌”。


毫不讳言,我曾经自觉不自觉地干过违背良心的事情,当我明白了这些,这种耻辱感就推

动着我努力去做第三种人。 

郭:你这样也算一种大彻大悟吧? 

杨:是呀,历史给我们这个民族的教训太深刻了,一个国家如果掌权者不仅是权力中心;

同时又控制信息决定老百姓应该知道什么,成为信息中心;进而决定什么是正确,什么是

错误,成为“真理中心”,这个国家的命运就太危险了。新闻记者就是对历史负责的人,

今天的新闻就是明天的历史,中国古代史学家强调“史德”,他们在修史时坚持善恶必

书,书必直言,为了保持史家的情操,有的人不惜以生命作为代价,这就是社会良心的体

现。 

今天的中国和文革年代相比有了很多进步,盛行一时的“事实为政治服务”的做法遭到了

唾弃,“舆论一律”也被打破了。更应该有一些传媒知识分子拿出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

命的史家情怀,比我们这一代人做得更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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