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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医药是中华传统文化的瑰宝,是华夏儿女几千年智慧的结晶,为人类的生存繁衍和健康发展作出了不朽的贡献。但鸦片战争以后，由于西方列强的入侵，西医大规模传入中国，中医的生存与发展受到严重挑战。直到1949年新中国成立，中医才迎来新生。但中医在新中国的发展也不是一帆风顺，经历了中西医之间几次论争后，最终在党和政府鼓励与扶持下，中医发展迎来了自己的春天，本文是广安门医院原党委书记、院长，著名心血管疾病专家王阶讲述的他与中医药共同发展成长的故事。
王阶，第十二、十三届全国政协委员，中国中医科学院广安门医院原党委书记、院长，中国中医研究院首席研究员
决定中医生死存亡的“56号文件”
1977年，我结束了四年的知青生活，考入云南中医学院。至于当时我为什么选择中医，似乎也没有什么特别的想法，只是一种很朴素的认识使然。我家祖辈中有做中医的，但到我父亲这一辈中并没有人从事中医职业，可我父亲一直相信中医、认可中医，认为中医既能治病救人，又能强身健体，希望我能学中医。我自己对中医也有很好的印象。在云南做知青时，我们排球队的教练就是一位兼职中医。带我们训练的间隙，经常有附近的老乡来找他看病，他就在训练场上给人开方配药，这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当时我文科很好，有一些古汉语和古文学底子，这也为我学好中医提供了条件。于是，在高考志愿填报时，我选择了中医专业。
进入学校后，因为师资力量薄弱，正是中医人才奇缺的时候。但这些外在因素并没有影响到我。凭着对中医的一腔热爱，我以巨大的热情投入到中医的学习中。我在学习中不断发现，中医是一门神奇的学科，虽不像西医那样有一套精准的现代医学体系，但它凝聚了祖先几千年智慧的结晶，是中国人在实践中摸索出来的一套健康体系。我有几次给人成功看好病的经验，因此对中医更加笃信不疑和喜爱。
考进中医学院的第二年，即 1978年，国家为扭转中医发展的艰难局面，出台了一个振兴中医的纲领性文件——“56号文件”（正式名称为《关于认真贯彻党的中医政策，解决中医队伍后继乏人问题的报告》）。其要点是：进一步重申并认真贯彻落实党的中医政策，切实纠正对待中医药人员的错误态度；认真办好中医院校，积极培养新生力量；整顿和办好中医医院；加强中医药研究机构的建设；继续组织西医学习中医；请国家计委拨给1万人的劳动指标，从集体所有制医疗机构和散在城乡的民间医生中选拔一批具有真才实学的中医，充实加强全民所有制的中医药医、教、研机构；各省、市、自治区在安排基建计划时优先考虑发展中医机构，在分配经费时要重点照顾中医机构；建议各省、市、自治区党委把中医和中西医结合工作列入议事日程。
报告上报后，1978年9月7日，邓小平同志批示:“这个问题应该重视，特别是要为中医创造良好的发展与提高的物质条件。建议以中央名义加一批语转发下去。”邓小平同志的批示，切中中医工作要害。
“56号文件”出台以后，国家开始招收中医药专业的研究生。我在对中医进行了几年的学习后，更加笃信这将是自己一生要从事的事业，要在中医这个领域贡献自己的学识，为中医的发展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于是决定报考中医药专业的硕士研究生。
“56号文件”下达后，中医药事业虽然得到一定程度的恢复和发展，但仍存在一些问题，如中医院姓“西”不姓“中”的问题。很多中医诊所逐渐发展成中医院后，中医人才储备不足，导致中医院的基础平台、急诊、手术其实都是西医的。中医学子也被要求熟悉急救、手术等西医知识，进修时间较长，导致中医临证基础不牢。还有一点是，用西医西药方法看病比较简单，营收也快。所以，当时就出现这样一种情况——“挂着梅兰芳的牌子，唱着朱逢博的调子”，很多医院名义上是中医院，其实都是西医院。
在这种形势下，1982年4月，国家卫生部在湖南衡阳召开了新中国成立后首次全国中医医院和高等中医药院校建设工作会议，明确提出“突出中医特色，发挥中医药优势，发展中医药事业”的指导方针，被称为“衡阳会议”。会议明确中医、西医、中西医结合三支力量都要大力发展、长期并存的基本方针，开启了中医复兴的新征程，对中医药事业的发展影响深远，成为中医药事业迈过“生死存亡”门槛、迎来迅猛发展的转折点。
蒲辅周老中医（右）在给病人号脉及指导学生
为什么说中医是一门科学
1983年大学毕业后，我继续报考了中医药的研究生，选择的是湖北中医学院李培生教授的伤寒论专业。《伤寒杂病论》本是一部阐述外感热病与内科杂病治疗规律的专著，由“医圣”张仲景于东汉时期写成，经后人整理编纂，将其中外感热病的内容结集为《伤寒论》（杂病部分结集为《金匮要略》），后发展成一门专门的学科。《伤寒杂病论》在中医界享有至高无上的地位。东汉建安十年以后瘟疫流行，时任长沙太守的张仲景，其家族成员有百分之六七十因伤寒而死，于是他“勤求古训，博采众方”，根据临床实践著成了《伤寒杂病论》，包含经方397条113方，被认为是中医辨证论治的“群方之祖”。
为何说通过《伤寒杂病论》可以窥见中医的伟大？因为书中的病症和方剂是连在一起的，一些方剂即使放到今天依然适用。如《伤寒杂病论》中记载：“太阳病，头痛、发热、汗出、恶风，桂枝汤主之。”患者出现“头痛、发热、出汗、恶风”症状后，就可以使用桂枝汤。桂枝汤中桂枝助阳解表，白芍敛阴止汗，与桂枝一散一收，调和营卫，生姜助桂枝振奋卫阳，大枣助白芍滋阴养营，甘草调和诸药，组方精当严谨。如果在此基础上又出现其他症状，即“太阳病，项背强几几，反汗出恶风者，桂枝加葛根汤主之”。就是说，如果在桂枝汤的主证“汗出恶风”基础上，由头痛发展为后项、背部的拘急疼痛，就提示不能再单纯使用桂枝汤，而需要加用通行太阳阳明的葛根，以启升阳明经之津液抵达太阳经，起到发散邪气、生津通络、缓急止痛的作用。这些经方我们今天仍在使用，这样的效果也显示了中医逻辑上的自洽——对应关系明确，方药随证加减。
这部著作的伟大之处，还在于它采用六经辨证的方法，描述了病邪由表入里、由浅入深、由轻到重、从阳转阴的过程，并把伤寒分为太阳病、少阳病、阳明病、太阴病、少阴病、厥阴病六种，总结归纳了解决问题的模型。张仲景通过六经辨证，为现代疾病诊疗提供了切实可行的指导。比如此次新冠肺炎疫情，就与伤寒类似，病邪从口鼻而入，随着病情发展，由浅入深、由轻到重，由轻型、普通型发展成重型、危重型。在治疗新冠肺炎过程中，清肺排毒汤（由麻杏石甘汤、射干麻黄汤加减而成）发挥了重要作用，而这也是张仲景治疗伤寒所用的主药方剂。张仲景论述伤寒的过程如下：风寒外邪初侵犯人体，可出现发热恶寒的麻黄汤证（即用麻黄汤可以治疗的症状），出现身痛、骨节痛、肺气郁闭导致的嗅觉下降等症。此阶段若未处理得当，则会因表邪的郁闭而逐渐形成内热。当内热不重时，演变为大青龙汤证；如果出现眉头紧、发热、身冷身痛、烦躁的症状，在麻黄汤的基础上就要加用石膏，仅“如鸡子大”就可去热。若邪气仍入里，外寒渐轻，里热渐重，就会出现麻杏石甘汤证，也即“发汗后，不可更行桂枝汤，汗出而喘，无大热者，可与麻黄杏仁甘草石膏汤”。若继续入里化热，则可传变为白虎汤证，去麻黄，用石膏配知母，大力清除里热。所以，新冠肺炎的传变过程与张仲景论述的伤寒过程相似，用药也就相似。由此可见，中医的科学性表现在它是临床实践医学，以解决临床问题作为检验其成果的标准。在不同的时间、不同的地点，用相同的方法重复相同的实验，最后都能达到相同的疗效，这就是科学。我们今天实践经方，就是重复前人已经反复验证的实验结果，很多理法方药依然可以指导现代疾病治疗。
综上所述，中医是自然哲学和抽象思维联合作用的产物。中医治病主要依靠于整体和系统观念、阴阳五行的平衡人体观，这包括了有机的整体和人与自然界相统一两方面，也包括了重视人体表象的观察。中医的观察变成了疗效，疗效经受住了时间的检验。古代典籍《黄帝内经》《伤寒论》中的各种命题，在中医辨证施治、遣方用药等方面形成一系列理论观点和指导原则，加上运用中草药、方剂、针灸等主要治疗手段，使中医药经过长期医疗实践的反复检验，不断修改完善，并逐步接近于客观实际和客观规律，最终形成今天可指导临床的经典理论。
中西医结合是国家力推的一项事业
中医是门科学，但它又不是万能的，受自身条件的制约，跟西医比还有明显的不足。但如果中医和西医结合起来，那就会提供一套更好的治疗方法。所以，我想重点谈谈中西医结合的问题。
我最早进入中西医结合领域，是在1986年考上博士之后。念完三年伤寒论专业的硕士研究生后，我决定继续报考博士，选定的是中医研究院陈可冀教授的中西医结合心血管临床专业。过去读这个专业的以西医背景的人居多，我是陈可冀教授招收的第一个纯中医背景的博士生。20世纪80年代中期，中西医结合虽然在国内取得了一定的发展，但博士还不是特别多，当时中医研究院加上我一共才5个博士。中医研究院有广安门医院和西苑医院两个临床基地，我是西苑医院的第一个博士生。
作为一个以前一直学得很好的纯中医专业的学生，进入陈老师门下后，写博士论文这关却让我犯了难。根据我的专业，陈老师给我定的题目是用电子计算机多因素统计分析的方法做血瘀证的客观化、定量化、标准化研究。这其实是中西医结合领域很好的一个题目，但当时我却有点不情愿，对我来讲也十分困难。首先，我以前学的是纯中医，对西医的一些客观化、定量化的概念很陌生；其次，客观化、定量化、标准化研究要用到高等数学统计分析的方法，但我高中时代根本没学过高等数学。后来在陈老师的一再鼓励和帮助下，我用半年的时间学会了用电子计算机作统计分析，后来在临床过程中又不断收集病例，开始了血瘀证的客观化、定量化、标准化研究。
王阶（左）与陈可冀老师（中）及师母（右）
第三年的时候，我完成了这项研究。2003年，陈老师的团队因为血瘀证的研究获得国家科技进步一等奖，这是中西医结合领域最早的一等奖。我也因为这项研究获得了一等奖的个人第四名。血瘀证研究是中西医结合领域的一项重要突破，它开启了我之后“病证结合、辨证论治”的治疗模式，也成为中医融入现代社会的一条重要途径。
所谓“病证结合、辨证论治”，就是对一种疾病，西医首先给出疾病诊断，中医在此基础上进行辨证分型，用中西医结合的方法使疾病的治疗效果达到最佳。比如有患者出现胸闷、憋气、胸痛等症状，通过心电图、心脏彩超等手段确诊为冠心病后，考虑采用中医辨证治疗。中医将冠心病分成很多证型，如心血瘀阻型、气虚血瘀型、气滞血瘀型、寒凝血瘀型、气阴两虚型、心肾阴虚型、心肾阳虚型。有了这八种证型后，我们又发现，每种类型其实可以分成两种证候要素：比如气虚血瘀，可以分成气虚和血瘀两种证候要素；气滞血瘀可以分成气滞和血瘀两种证候要素；气阴两虚可以分成阴虚和气虚两种证候要素……由此，我们将证候要素的概念引入对冠心病的诊疗中。要想治好冠心病，就要按照证候要素进行研究，有针对性地指导用药。
例如，患者已经明确诊断为冠心病，胸痛、胸闷比较明显，除此之外还有气短、乏力、神疲、倦怠这些气虚症状，就可辨证为冠心病气虚血瘀证。治疗时除了针对冠心病用药外，还需加用中药调理气虚，中西并用。以前我在西苑医院做学生时，经常见一些胸痛、胸闷的病人转院过来。他们在西医院打点滴、吃西药效果不好，来到中医院后我们对其加用丹参注射液配合中药汤剂，一般一两天就能缓解。通过这样的方法，还可以减少硝酸甘油等西药的用量。针对做了支架、搭桥的患者，加用中药效果则更好。
本文选自《纵横》杂志2021年第4期“纵横视点”栏目（文章略有删节）， 王 阶口述， 杨玉珍采访整理 ，图片由口述者提供
口述者系第十二、十三届全国政协委员，中国中医科学院广安门医院原党委书记、院长，中国中医科学院首届研究员
信息提供：张志国 （《纵横》杂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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